兒童影視作品譯介的規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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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文本性的翻譯規范理論
如今的翻譯研究的視角已從規約性研究轉到描述性研究。翻譯規范理論作為描述翻譯學研究的重要部分，曾引領風騷一時。赫曼斯等學者甚至提出翻譯規范可以看作是解決翻譯活動實際問題的“模板”。可是這個“模板”具體怎么操作呢?真能做到價值中立嗎?莎夫納就提出質疑:“我們怎樣從規范過渡到譯文文本……譯文中有規律的樣式和規范的關系如何?”(Schffner，1999)如同許多雙刃劍一樣，多元系統理論淵源和描寫翻譯學的研究方法雖為翻譯規范理論的產生提供了土壤，但其“描寫—概括—驗證”的研究模式也限制了它吸收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韓慶果以譯文的文本性①為出發點對現有的翻譯規范理論加以調整，提出了包含文本規范、文本外規范和偏差規范的新分類:文本外規范，指翻譯活動所處的外部社會文化環境對整個翻譯活動產生的制約。文本外規范可分為期待規范、文化和權力規范。文本規范，指文本性標準在文本外規范制約下于目的語文本中的體現，即銜接性規范、連貫性規范、意向性規范、可接受性規范、信息性規范、語境性規范和互文性規范。偏差規范，指目的語文本與源語文本基于主客觀兩方面原因在文本性和文本對讀者和社會的影響上產生的偏差。
(一)文本外規范的運作
期待規范包含讀者對翻譯行為和譯文文本的期望，把它放在第一位論述是因為譯文的目的和功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譯者對讀者、翻譯活動發起者、市場等的期待的預測和判斷。在特定歷史時期，目標文化偏愛哪些作家、哪個時代、何種文類或流派的作品?在第11屆開羅國際兒童電影節上《馬可•波羅回香都》的獲獎看似無心插柳，實則極佳地體現了文本外期待規范和文化規范的運作。起初該片作為首映式影片是不參加評選的，但因好評過爆而意外收獲了刻有如下評語的一個特別金制獎杯:“杰出的電影語言，深受兒童歡迎的電影。”開羅的《電影雜志》評論這部中美聯合攝制的作品“可以和美國動畫片媲美，但又不同于美國動畫。既蘊涵了美國動畫片娛樂的要素，又可以看見中國的民族特色和東方文化”。可見譯介這部既有跌宕起伏情節又收攬世界各地風土人情的影視作品是滿足了目標市場的預測和目標觀眾的心理期待的。另一個典型的成功選擇待譯影視作品的例子是英國動畫片《花園寶寶》。它在央視的熱播首先得益于觀眾定位的精準:針對1～4歲年齡段的“最小”觀眾。《花園寶寶》故事主要內容是在一片異常美麗的花園里，一群憨態可掬的卡通人物之間發生的關于分享、友愛、互助的故事。它較為全面考慮到了嬰幼兒的知覺動作、認知語言、情緒等特點，提供給幼兒們很多視覺上的美感與知覺經驗，不同于許多國產動畫片對影片說教功能的過分強化。《花園寶寶》衍生出的圖書、點讀筆、主題公仔玩具等系列產品所創造的一個又一個的商業奇跡也反證了文本外規范在譯介作品時的指導作用。
(二)文本規范的運作
銜接與連貫規范是以文本語言形式為中心的標準，目的語文本首先要反映目的語語言的規范，但同時受源語語言規范的制約。許多成功譯介的兒童影視作品無論是配音翻譯還是字幕翻譯都譯語流暢，既沒有翻譯腔，又頗能傳達原文的修辭風格，幾近完美在異化與歸化、“充分性”和“可接受性”兩極之間取得了一種動態平衡。試舉一例《花園寶寶》中反復出現的一例兒歌的翻譯。“Tombliboo'sSong:OmblibooTomblibooknockonthedoor，OmblibooTombliboositonthefloor，OmblibooTombliboohereismynose，OmblibooTombliboothat'showitgoes!”被譯為:“湯姆布利柏之歌:歐姆布利柏，湯姆布利柏，敲敲門;歐姆布利柏，湯姆布利柏，坐下來;歐姆布利柏，湯姆布利柏，鼻子在這里;歐姆布利柏，湯姆布利柏，總是這樣做。”漢語譯文和源語一樣銜接自然，前韻或后韻和諧，符合兒歌朗朗上口的特點，孩子跟著唱幾遍就能背誦了。其次談談意向性和可接受性規范。意向性指文本制作者的意愿在文本中的體現;譯文文本的可接受性能在確保實現譯者的意向性的同時為廣大的讀者和西方影視文學多元系統所接受，從而達到翻譯目的。讓我們來對比一下音樂劇電影TheSoundofMusic片名的翻譯。經典譯名《音樂之聲》不僅容易讓人記住，而且影片音樂劇的特點昭然若揭。也有意譯的版本《真善美》，但由此題目觀眾很難猜出影片的內容，顯得大而空，不對兒童的胃口。另有譯名為《仙樂飄飄處處聞》，雖然點明了影片的主題，但卻容易誤導兒童認為影片是神話題材的。又如《馬可•波羅回香都》的英文片名是MarcoPoloReturntoXanadu。其中地名香都的翻譯頗為出彩:Xanadu意為行宮，世外桃源，美麗的莊園，語出撒母爾•泰勒•柯爾雷基詩作《忽必烈汗》中的一處地名。譯名既與“香都”諧音，又能讓目的語觀眾產生美好的文化聯想。該片是開羅兒童電影節舉辦至今十余年來中國動畫片的第一次獲獎，究其原因除關乎電影內容外，雙語配音翻譯的成功也功不可沒。僅從片名的翻譯就可略見一斑。從信息性和語境性規范來看，信息量太大，讀者讀起來吃力甚至會放棄閱讀。譯文文本傳達的是原文的(全部或部分)信息，應該采取一定的翻譯策略(如注釋、解釋性詞語)使譯文具有恰當程度的信息性。例如:在《功夫熊貓》這部電影中，師父譯為ShiFu，烏龜譯為Wu－Gui，冰棒譯為BingBang等。這些異化策略就是用來提高譯語信息量的。再者我們來比較下片中五位大俠名稱的兩個翻譯版本。官方配音版本的翻譯分別是:嬌虎、金猴、靈蛇、螳螂和仙鶴。伊甸園字幕組的翻譯分別為:悍嬌虎、成吉思憨猴、俏小龍、禪靈鶴和幻影螳螂。(強瑛，2010)顯然字幕組的翻譯語境性更強，更加生動形象、富有童趣，更符合兒童的審美心理。畢竟，兒童情趣的保留與創造是兒童影視文學翻譯的本質要求。再談談成功譯介的兒童影視作品中互文性規范的運作。讀者對同類文本樣式的期待是文本類型產生的主要原因，也影響著其他文本性標準在文本制作中的實現。譯文文本具有雙重的互文性———與源語文本和與目的語社會平行文本之間的互文性。(韓慶果，2006)幽默是美國電影的一大商業元素，很多美片都強調幽默元素，兒童電影也不例外。美國迪斯尼出品的卡通電影《花木蘭》的字幕翻譯就很好地用現代流行詞匯把中國古代風情演繹得別有一番“幽默風味”。例如在“Khan－iebaby阿汗小親親”;“What'sthematter，you'veneverseenablackandwhitebefore?怎么，沒見過特殊快遞嗎?”和“Dishonoronyou，Dishonoronyourcow．你跟你的牛會沒面子”三句中，“小親親”“快遞”“沒面子”這些現代通俗詞匯放到古代語境中乍一看有點不協調，實則是差異越大幽默效果越強，與美國電影中一貫的美國式幽默形成互文。
(三)偏差規范的運作
偏差規范指譯文文本與原文文本相比基于主客觀兩方面原因在文本性和文本對讀者及社會的影響上產生的偏差。(韓慶果，2006)由譯者個人風格引起的原文文本性和譯文文本性的偏差在很多影片的譯介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比如港臺的譯者和內地的譯者的譯文就有較明顯的風格差異，由于港臺翻譯通常會根據人物、臺詞的內在含義和影片內容等做一些改變，就顯得比內地版靈活。如在《功夫熊貓》的譯介中，臺灣譯文更傾向使用俗語和成語，甚至用流行的網絡詞匯。比如“Ineedalotmorethandewandtheuni-versejuice．”臺灣譯為“我絕對不能只喝露水，還有宇宙的那個什么東東。”
結語
《馬可•波羅回香都》《哈利•波特》系列、《功夫熊貓》《花園寶寶》等影視作品的成功譯介不是偶然的現象。兒童影視作品譯介的成功是有規律可循的，透過它們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翻譯規范在文本制作各個層面的運作。整合文本性的翻譯規范理論彌補了圖里理論過強的工具理性傾向，讓曾經被這一理論忽視的譯者主體性因素也在偏差規范中體現出來，對翻譯研究具有重要的認識論價值和方法論意義。（本文作者：車歡歡 單位：樂山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