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田野調查中真實性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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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野調查是民族志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但田野調查因涉及的因素較多，往往帶有主觀性、多樣性等特點。從田野調查的目的“真實性”出發(fā)，對參與田野調查的主客體及其之間的聯(lián)系進行分析后認為，田野調查中的“真實”是一種有條件的真實，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呈現(xiàn)出復雜多變的樣態(tài)，在面對田野調查時應進行自律地記錄和有條件地解讀。

關鍵詞：民族文化；田野調查；真實性

真實性”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民族志田野調研中一個重要的話題，如何才能將研究地區(qū)的面貌原樣地記錄下來并得到客觀、公正的論斷，成為無數(shù)民族學家和研究者追尋的問題。從民族文化田野調查的各影響因素出發(fā)，在民族志研究的基礎上對民族文化田野“真實性”的描述和理解進行一定的思考。

一、民族文化田野調查視野中的“真實性”

（一）何為“真實”

傳統(tǒng)的人類學家將“真實性”認為是一個社會的歷史形態(tài)、文化模式或者思維類型[1]。克里福德·格爾茲（CliffordGeertz）認為，民族志是“在一個為講臺、黑板和研討會所環(huán)繞的世界中撰寫其報告”[2]。民族志的描寫在早期的西方被視為對“異文化”的描述，在通信不發(fā)達的年代里，人們通過研究者的描述了解世界。不同的學者本身所帶有的立場、視角、觀點和表達方法導致對同一時期、同一地區(qū)的文化可能產(chǎn)生不同的多種樣態(tài)描述。在對中國的文化探索和描述當中，民族文化被很多人當作沒有開發(fā)的處女地，人們帶著“獵奇”的心態(tài)對其進行挖掘和探索。學者、探險家、游客帶著不同的知識背景、思維方式、記錄手段對各地民族文化進行或點或面、或寬或窄、或深或淺的描繪與思考。隨著這類探索需求和數(shù)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當?shù)厣鐣b飾性、表演性、遮蔽性事件。如何看待民族文化文化中的“真實”成為人們需要思考的問題。不管是文化理性和實踐理性都是對田野調查中發(fā)生事件的真實反映，如同古希臘哲學家猶希邁羅斯（Euhemerus）認為神話是被篩選的歷史一樣，虛構和想象敘事本身也是不爭的歷史事實。即便是刻意營造的場景或敷衍的回答，也是當?shù)匚幕瘶討B(tài)的反映，也可以從中引發(fā)出對其變異的思考。一切皆為真實，但又不是真實的全部而只是真實的一部分，就像盲人摸象，我們不能否認盲人摸到的不是真實的大象，只不過盲人們摸到的不是全部的大象而已。田野中的“真實”會通過各種不同的面貌呈現(xiàn)在我們的眼前，人們要做的就是如何看待這種“真實”，如何透過這些“真實”去體味和感悟背后的意義。

（二）“真實”的樣態(tài)

對于田野調查的書寫，傳統(tǒng)民族志側重對客觀事實的關注，歷史民族志強調文化結構的真實性解釋，實驗民族志強化對解釋的真實認知[3]。田野實踐者強調研究者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調查對象細節(jié)真實性的體察和描述，力求客觀公正地對田野對象進行描述并原汁原味地反映。田野調查的標的，往往是社會集體文化的存在，是全方位立體空間的展示，研究者進入這個時空當中，猶如水滴匯入大海，被當?shù)匚幕轿话鼑鎸Ａ啃畔⒌挠咳耄趺催x擇，選擇哪些，選擇的先后順序，都會使文化信息的呈現(xiàn)展示出不同的真實樣態(tài)，如同一棵樹上不會有兩片相同的葉子一樣，不同的學者在相同的時間進行的田野調研會得到不同的真實樣態(tài)，相同的學者在不同的時間進行的田野調研面貌也不同。

二、民族文化田野調查“真實性”的影響因素

“表述危機”既是人類學研究中的批評術語，也是民族志寫作中所面臨的困境。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認為，運用科學的方法可以客觀地進行田野調查的描述；克里福德·格爾茲（CliffordGeertz）則認為，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田野調查主體構建出來的；朱炳祥提出了“主體民族志”的概念。判斷民族文化田野調研中的“真實”只有認真分析其構成的要素，才能從中判斷這是來自哪一個層面、哪種程度的“真實”。

（一）主體因素

民族文化田野調查中的主體是作為一種文本創(chuàng)造主體而活動著的民族志學者。根據(jù)朱炳祥“主體民族志”的理念，民族志的主體可以分為田野主體、觀念主體和寫作主體[4]。田野主體是觀察實踐者本身，是具有一定認知能力和判斷標準的個人。田野主體決定了田野計劃的安排、田野標的物的選擇。不同時間、不同深度、不同廣度、不同場所、不同訪談者的選擇都將對民族志的寫作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其在田野中的觀察能力、表達能力、溝通能力的好壞也將直接影響田野資料的獲取。觀念主體指的是田野實踐者的文化背景和知識能力。民族志作者在一定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時代背景中生活，具有獨立的世界觀、價值觀，判斷問題的立場、觀點和看法，其知識水平、生活經(jīng)驗、思想歷程和情感趨向將直接指導和影響田野調查的行為和結論。“同一原則指導下的實踐研究可能會出現(xiàn)兩種截然不同的根本性的差異。遵照不同的原則進行的研究也可能造成與事實的差距或背離”[5]。寫作主體指的是民族志文本寫作者。田野調查文本是對事實的構建，受寫作主體的寫作能力、修辭手段、表達風格的影響和決定，其對文本建構中的結構、層次、含義、資料的選擇和使用，都會對民族志的最終形成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判斷對田野材料解釋的好壞、深淺就在于民族志主體對事實的深層解釋、意義的解釋。需要強調主體的不同維度和整體性特征，強調對主體背景和寫作目的的批判性反思，在研究和理解中不斷追問“誰在問”“為什么表達”“怎樣表達”。

（二）客體因素

民族文化田野調查中的客體是存在民族文化現(xiàn)象中的人、事、物，是主體研究的對象。深度訪談是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田野調查的重要方法之一。作為民族文化田野調查訪談對象的客體包括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民眾、工作者等，受訪者本身對當?shù)匚幕膮⑴c程度和認知水平、對主體訪談表達的理解能力、對問題回答的表達能力都將對民族志的呈現(xiàn)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除此之外，對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田野調查還存在語言的溝壑。如田野主體不能掌握客體的民族語言，在田野調查中需要尋找翻譯，對客體的表達和理解需要通過翻譯的解讀和建構，也將受到翻譯人員各類知識、水平、能力的限制和影響。隨著民眾探索和社會關注度的增加，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各類活動、儀式開始恢復和重現(xiàn)，甚至有意識地進行“展示”，如云南麗江玉水寨的建立，既是納西東巴文化的研習和傳承基地，也是旅游風景區(qū)。在玉水寨中每年都要舉行東巴什羅大會和祭風、祭天等儀式。這些儀式的舉行是對文化的復刻和展示，是在原文化基礎上的再生產(chǎn)與再創(chuàng)造，帶有舞臺性質的展出。麥克內爾（D.MacCannell）在旅游民族志研究中提出了“舞臺真實”的理論，認為文化被當作產(chǎn)品搬上了舞臺。這種舞臺的真實并不等同于生活的真實，而是對原本真實的一種藝術化的加工與創(chuàng)造。民族文化儀式被展示的目的和原文化中儀式舉行的目的相比是有一定變化的，其展示的內容、程序、樣態(tài)具有一定的主觀和人為選擇因素。相較于原始社會的民族文化而言，現(xiàn)代社會的文化有了更多的目的意義和影響因素，值得人們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三）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因素

世界萬物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之間通過相互影響發(fā)揮作用。民族文化田野調查中主客體之間存在必然的、緊密的聯(lián)系，主體通過客體的存在發(fā)揮作用，客體也在影響和改變主體。主客體之間關系的親疏、主動權和話語權的把握都將影響田野調查的過程，甚至影響民族志的寫作。如何把握主客體之間的關系，民族志學者們曾做過很多探索，如德耶爾（Kevindwyer）在《摩洛哥對話》中所提倡的“對話式”的表達方式，力求通過完整的對話展示文化的原貌，克拉潘扎諾（VincentCrapanzano）在《圖哈米：一個摩洛哥人的圖像》中所做的“開放式”表述的嘗試，試圖消解話語霸權，讓讀者真實解讀作者的困惑及真實的對話過程。是否能從訪談者的表述中獲得更多的東西，是否能進入“舞臺”后方了解真實的文化樣態(tài)，還需要主體多方面的探索與努力。民族志的田野調查在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處于一種靜態(tài)的、“文化孤島”式的研究，隨著世界范圍內社會關系的加強，全球化和移動性對人們生活方式產(chǎn)生了巨大的改變和影響，包括人群的流動、遷移帶來的觀念的變革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方式、經(jīng)濟模式、傳播途徑的變化，對傳統(tǒng)的民族文化帶來巨大的沖擊。以往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事、物由“靜態(tài)呈現(xiàn)”變?yōu)椤皠討B(tài)發(fā)展”，在某一個地方所發(fā)生的事情對其他地方產(chǎn)生越來越明顯的影響。快速的移動變化給民族文化田野調研帶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各類變化對調研的主體、客體、主客體之間產(chǎn)生的影響呈現(xiàn)出“萬花筒”式的特點，民族文化田野調查的效度、信度、廣度、深度也將迎來新的巨大挑戰(zhàn)。

三、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田野調查中的“真實”

對待民族文化田野調查中的“真實”問題，可以從建構與解讀兩個方面入手。建構既指對田野調查中計劃、觀察、訪談等的建構，也指寫作主體對文本的建構。解讀既包含寫作主體在寫作時對既得材料的解讀，也包括讀者對田野調查文本的解讀。

（一）自律的記錄

傳統(tǒng)民族志在進行表述的時候，主體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立場、觀點和評斷方式，為此朱炳祥在“主體民族志”中提出“裸呈”式的表達方式，即“讓當?shù)厝藝@他們感興趣的問題自由講述當?shù)氐奈幕皞€人的所歷所思，所感所悟。田野調查者只是一個傾聽者、記錄者而非引導者、提問者”，“民族志的作者需要完整而系統(tǒng)地展示當?shù)厝藢ξ幕闹v述”[6]。田野調查者不能帶有“有色”的眼光看待被調查者的能力，不管當?shù)厝酥v述得深淺、多少，都是當?shù)匚幕囊环N展示。主體民族志的研究力求在有限范圍內盡可能地減少主體存在的主觀性，同時要求主體對寫作的背景進行詳細的描述和全面的交代，如研究的目的、方法、路徑以及研究者的背景性情等，使讀者能通過背景資料為判斷和結論提供一定的方向和依據(jù)。民族文化田野調研的目的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觀察當?shù)匚幕瘶用驳母黝惓尸F(xiàn)，通過記錄這些呈現(xiàn)的事物來展示文化的構成，揭示文化的意義，真實地對文化進行展示是少數(shù)民族工作者追求的目標。雖然這種“真實”帶有不可避免的主觀性和諸多影響因素，但作為具備一定能動性的田野調查主體而言，“自律”地進行記錄是極其必要的性質。這種“自律”既包括像主體民族志者所提出的“裸呈”，也包括有意識地盡可能拋除主觀影響的各項因素去獲取和采集田野調查中的各項資料。在寫作主體的把握上，雖然文本的成形必然處于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受社會觀點和制度政策的影響，但主體能做到的是盡量把握語言上的準確性，強調各類限制性的前提和條件的背景，不以一概全。

（二）有條件的解讀

從人們解讀和研究神話的方法可以為我們看待民族文化田野調查的“真實性”提供一定的思路。神話故事反映了原始人對自然現(xiàn)象的理解和對社會生活的建造與追求。在里弗斯（Rivers）等神話歷史學派的人看來，神話就是關于過去歷史的真實記錄。歷史人類學家認為神話是一種歷史的敘事，只不過在這種敘事當中運用了想象和虛構的方式。從解讀神話到解讀今天各類民族文化民族志文本，其目的都是為了從已呈現(xiàn)的各類實質表現(xiàn)中把握文化的深層意義，在各種虛構的或者帶條件的事物當中來洞察被遮蔽的文化真實，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來反映和揭示觀察不到的真實。有條件的解讀包括清醒地認識到民族文化田野調查研究的對象不僅包括當?shù)匚幕母鞣N事物，也包括了事物本身以及主體本身所帶有的各種價值判斷和立場觀點。追問各類文化事物實踐的客觀條件，明晰這是真實的哪種樣態(tài)表現(xiàn)，承認敘事的有限性，敘事不是全知全能的，所有的敘事都是在一定時間、空間和經(jīng)驗的維度下的個體表達，承認主觀價值判斷對于事實判斷的存在以及由此構建出來的民族文化的意義。概而言之，民族文化田野調查中的“真實”是一種有條件的真實，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呈現(xiàn)出復雜多變的樣態(tài)，少數(shù)民族田野中“真實”的樣態(tài)、影響因素、構建和解讀方式只是“管中窺豹”，希望能為民族志的探索提供一定的參考。

作者:牛凌燕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