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鎮小微企業環境治理模式績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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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強農村環境問題的綜合治理是鄉村綠色發展的關鍵，而作為鄉村環境污染主要源頭的村鎮小微企業采用何種環境治理模式則成了重要的制度安排。本文基于類型化的視角，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探討不同環境治理模式下各村鎮小微企業在社會績效、財務績效、經營績效和環境績效四個方面的差異進行對比分析。該研究結論對目前國情下村鎮小微企業選擇合適的環境治理模式有著一定的參考意義。

關鍵詞：小微企業；環境治理模式；財務績效；環境績效

自黨的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如何根本解決“三農”問題一直廣受社會各界的關注，鄉村環境治理作為其中的重要內容，是實現生態宜居所必須要攻克的一環（楊騰飛，2019）。作為鄉村環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村鎮小微企業在鄉村環境治理上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如何制定并實施適合的環境治理模式，成了村鎮小微企業管理者的一大難題。根據小微企業的經營特點，基于類型化的視角，借鑒國家干預主義理論、市場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中心主義理論，我國目前存在“命令-控制”型、“經濟-激勵”型和“自治-協商”型三種不同的環境治理模式以及從發展趨勢的角度構建而來的“整合-優化”型環境治理模式（張鋒，2018）。研究不同環境治理模式下各小微企業的績效，有利于分析判斷出目前國情下最適合我國村鎮小微企業的環境治理模式，響應鄉村振興戰略，根治鄉村環境治理問題。

一、理論分析與文獻回顧

每種環境治理模式都有其產生和運用的范圍及優劣缺陷。命令-控制型是最早產生的治理模式，依據是盛行于20世紀50至70年代的環境治理國家干預主義，是我國目前主導的環境規制手段，該模式十分強調國家權力的主導性作用，通過立法、執法、司法等方式規制環境企業以達成環境治理的目的；但命令-控制型規制政策可能會導致政策失效，對環境改善沒有顯著作用，以市場為基礎的管制和財政補貼方式卻可以有效促進環境改善和效率提高（熊波、楊碧云，2019）。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命令-控制型環境政策工具忽視經濟規律無法有效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通過對沿江城市環境治理體質的研究，提出經濟-激勵政策工具能更好的平衡沿江城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的關系，保證經濟與環保均不受影響（李佳維，2017）。在行政干預對農村環境管理效用微弱,而市場機制在農村環境管理中又相對缺乏的情境下，一種以村民自治為基礎,政府引導、市場推動、社會參與共同構建的“四位一體”農村環境自治模式能夠更加有效的解決農村環境治理問題（陳葉蘭，2011）隨著我國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環境治理模式的發展趨向于“整合—優化”型環境治理模式，該模式因其主體多元化、結構網絡化、過程互動化、方式協調化的優點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企業認可并且使用（莊穆等，2009）村鎮小微企業所歸屬的主導型環境治理模式直接影響治理的績效。根據已有的研究和村鎮小微企業的特征，村鎮小微企業環境治理模式的績效包括社會績效、財務績效、經營績效和環境績效四個維度。社會績效，包括商業道德、勞動就業、人力資源和社會公益四類指標，以此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觀、社會響應觀和社會價值觀（張曉宇，2019）。財務績效從銷售收入、經濟增加值、凈利潤指標和現金流量指標幾個方面來考核（曹飛云，2010）。經營績效由領導與戰略、員工及創新、組織與流程和顧客與市場四個方面組成（涂思媛，2018）。環境績效把財務和非財務相結合，將指標劃分為排放物、環保設施、環境保護、環境治理和資源利用五個部分（李晶鑫，2019）。

二、研究過程

（一）問卷和樣本。調查問卷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調查樣本企業的基本情況，在問題設置上充分考慮了規模、行業、產權性質、經營時長等因素。第二部分為小微企業各項績效情況的調查，根據社會績效、財務績效、經營績效和環境績效四個維度的指標所能反映出的具體經營情況設置問題，探究鄉鎮小微企業經營者的同意程度，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將問題的同意程度分為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五個等級。

（二）問卷發放和數據收集。問卷發放首先由專家對問卷問題進行檢驗并提出修改意見，然后發放給一部分當地的村鎮小微企業經營者進行預填，根據預填的問題對問卷進行再次修改，最后通過問卷星平臺正式發放給湖南省和安徽省的村鎮小微企業。本次問卷調查共收到157份提交問卷，在剔除明顯亂填、選項全部雷同和超過預期問卷回收時間的問卷后，保留有效問卷100份，有效率達到63.69%。問卷結果顯示，企業成立時間5年以上的占66.7%，且問卷填答人為小微企業的經營者，其大多同時也是企業的所有者，可以判斷問卷填答人對企業的各項績效情況有足夠的了解，保證了問卷填寫質量。

三、不同治理模式的績效及分析

（一）社會績效表現。表1報告了不同環境治理模式下小微企業的社會和財務績效情況。從表1中可以看出：（1）命令-控制型環境治理模式，通過政治手段強化小微企業違法后果，小微企業社會績效的各項指標情況都比較良好，商業道德水平很高，在為社會提供就業崗位和人力資源管控上也有著不錯的表現。由此可見，環境治理不僅能增加工作崗位，也有利于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2）在經濟-激勵型環境治理模式下，社會績效的各項指標數值相比就差了許多，可能是相關政策和法律不能被小微企業經營者很好的理解并且在企業經營上表現出來，造成小微企業無法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3）在自治-協商型環境治理模式下，各項指標數值都是最高的，說明在政府只采取環境信息的披露、自愿環境協議、環境標志與環境管理體系、技術條約、環境網絡這些手段時，能夠形成以企業自我規制為核心的環境治理行動，對社會績效的提高有著顯著作用。（4）在整合-優化型模式下，小微企業的商業道德指標能夠繼續得到保持，人員的素質培養也相對提高，參與社會公益仍然是小微企業社會績效的重要表現之一。注:（1）表中第3至第6列數據為以5分制計算（非常同意=5，同意=4，不確定=3，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1）所得到的平均值，分值越大代表對該模式下企業績效情況越認同，反之亦然。（2）表中P值表示組間差異的顯著性水平，P<0.05表示判斷組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可靠性達95%以上，P<0.01則表示可靠性達99%以上，以下同。

（二）財務績效表現。在財務績效方面，表1顯示：（1）命令-控制型環境治理模式的小微企業發展能力、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保持著較高的水平，營運能力與創新能力的發展相對較弱。由此可見，在強調政府的管控與命令的背景下，小微企業的環境治理還停留在較為淺顯的層面，其財務效果并不明顯。（2）在經濟-激勵型環境治理模式下，營運能力指標最高，卻也達不到較為理想的數值，其他四項能力的發展水平則更為堪憂。這說明政府通過財政稅收等手段來激勵小微企業遵守環境法律法規，引導小微企業的生產決策行為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環境治理與企業成長的沖突更為突出。（3）在自治-協商型環境治理模式下，營運能力與管理能力的發展態勢十分良好，同時盈利能力、發展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數值水平也相比不弱；企業經營者對于各項指標的認可程度普遍較高，環境治理對企業成長的反哺初顯。（4）從財務績效的表現看，整合-優化型環境治理模式的各項財務績效指標數值，營運能力、發展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盈利能力具有相當高的水平，而創新能力的發展空間明顯要低許多。

（三）經營績效表現。企業經營者對經營績效各項績效指標情況同意程度如表2所示。（1）在命令-控制型環境治理模式下，企業經營者對于市場利益十分看重，戰略制定也偏向于客戶的發展和挽留，其他指標的權重就要低許多。由此可見，在政府的政治強壓下，小微企業在經營戰略的制定上尤為注重“顧客與市場”指標，在環境違法的違法成本和法律責任提高的同時，小微企業對市場利益變得更加渴求，試圖通過以盈補虧的方式維持企業的經營績效。（2）在經濟-激勵型環境治理模式下，小微企業在經營戰略的制定上沒有了偏重，對于各項經營績效指標都一視同仁，使其保持著較為相似的數值，可能的原因是小微企業的經營者不能很好的適應政府調節下市場的變化，而使得經營績效大打折扣。（3）在自治-協商型環境治理模式下，經營績效四項指標的數值也是較為均衡的，小微企業的經營績效總體情況良好，說明企業自我規制型的環境治理模式對小微企業的經營戰略制定有著較強的指導作用，幫助企業獲取更多經濟效益。（4）整合-優化型環境治理模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小微企業也因此注重于顧客與市場的發展，通過市場關系網絡謀得更多利益的同時，推動戰略的調整、企業的創新和組織流程的優化，以“先富帶動后富”的方式將企業整體經營績效維持在較高的水準。

（四）環境績效表現。環境績效是環境治理的直接表現，小微企業經營者對環境績效各項績效指標同意程度如表2所示。（1）命令-控制型環境治理模式對環保設施、環境治理和資源利用三個指標的影響最為顯著，可見政府強制手段能夠驅使小微企業投入足夠的人力物力財力將環境治理工作做得較好，但排放物與環境保護的指標數值相對較小，說明還沒有達到政府預期的程度。（2）在經濟-激勵型環境治理模式下，環境治理和資源利用兩個指標數值是最高的，但相對來說卻又是四種模式內最低的，同比來說，該模式下排放物指標是最高的，表明小微企業難以達到政府所要求的獎勵標準。（3）在自治-協商型環境治理模式下，環境治理與資源利用兩個指標數值同樣是最高的。可見，政企合作中小微企業能夠在保證企業獲得良好發展的同時，保證環境治理相關工作的進行以迎合政府的監管，不過由排放物指標數值可以看出，小微企業經營者的在權衡環境保護和企業利益時更加趨向于企業利益。（4）在整合-優化型環境治理模式下，對于環保設施的采購和應用顯得更加重視，不過這種模式下的掩蓋情況比自治-協商型環境治理模式更為嚴重，值得引起政府監管部門的重視。四、研究結論和局限性本文基于類型化的視角，采用調查問卷的方法，對村鎮小微企業的經營者關于不同環境治理模式下企業績效的認知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目前國情下，命令-控制型環境治理模式已經難以發揮很好的作用，而政府的經濟激勵手段還有待改進，以便使小微企業的發展方向和政府的規劃達成對接。相對而言，自治-協商型環境治理模式最能實現環境治理與小微企業發展兼顧的目標，而較次一些的整合-優化型環境治理模式還需要在時代的發展下不斷改進和調整，才能更有利于引導村鎮小微企業的環境行為。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問卷調查的樣本企業為湖南省和安徽省兩地的村鎮小微企業，其調查結果不能完全代表全國村鎮小微企業的情況；二是本次研究所得到的有效問卷數量較少，加上由于問卷調查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參考文獻：

[1]楊騰飛.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農村環境治理研究[J].湖北農業科學，2019(15),172-174.

[2]張鋒.環境治理:理論變遷、制度比較與發展趨勢[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8(6),101-108.

[3]熊波,楊碧云.命令控制型環境政策改善了中國城市環境質量嗎?——來自“兩控區”政策的“準自然實驗”[J].2019(3),63-74.

[4]李佳維.經濟激勵型環境政策工具在我國沿江城市環境治理中的運用研究[D].云南師范大學,2017,1-125.

[5]莊穆,張濤,曾正滋.“兩高型”企業環境治理的兩種模式比較[J].福建財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2),33-35.

作者：李英豪 李廣昊 張宇涵 黃東梅 單位：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