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興起對瓷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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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與瓷在文化意義上達到了空前融合，彼此之間相互影響，尤以茶文化對瓷器的影響為重。其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茶業的繁榮，促進了瓷器制造業的繁榮，為瓷器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唐代，茶成為了大眾消費品，中國北方也已經是“茶為食物，無異米鹽。”（《舊唐書•李玉傳》）文獻中記載：“江淮之人，什二三以茶為業。”（《全唐文•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這些都可以充分說明，在唐代，茶已經深入到人們日常生活當中，范圍上也已擴展至全國，在國家的經濟當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茶葉的興盛推動了瓷器制造業的繁榮，《中國茶經》有這樣的記載：“唐朝中期，北方消費茶增多，引起各地瓷窯的興起，尤以燒制茶具為中心。”根據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這一時期窯址的出土物中，與茶器相關的器物數量遠遠多于前代，也在同時代出土器物中占了很大比重。以越窯為例，盛唐一朝，碗、盤、水盂、注子產量最大，占所有出土物的80%以上，而以碗的出土量最為巨大。（《中國陶瓷史》）除了水盂之外，上面提及的其他三種瓷器均作為茶具使用。

其次，茶文化的興起，推動了瓷器器型的革新。唐代以前，瓷器尚保留了大量陶器的特征。自茶文化興起，瓷器變得更加靈動。以壺為例，魏晉時期流行“雞首壺”，壺身與早先的陶罐無異，僅多一雞首狀流，盤口、鼓腹，短小流，整件器物重心偏下，顯得厚重。唐代以后，“湯瓶”取代了“雞首壺”，盤口逐漸變為侈口，腹變小，流加長，且流多管狀或棱狀，重心上移，整件器物顯得活潑。這些變化，可能與晚唐時期興起的“點茶法”有關。“點茶法”即先將茶末置于盞內，用湯瓶注以沸水，將茶末調成膏狀，最后持湯瓶向盞中沖注適量熱水而成飲用的茶。向茶盞中沖注的動作稱為“點”，因為盞的容量很小“，點”特別講究技巧，否則沸水很容易溢出。于是對裝沸水的湯瓶的要求也逐漸提高，從流里面傾倒的水水流要順暢、水量要適度、落水要準確。為了便于點注，高頸、長腹、長流的湯瓶應運而生。管狀和多棱狀的流，順暢性和水流穩定性明顯好于魏晉時期流行的雞首流。魏晉時期的碗，直口或者斂口，深腹、實心底，與陶缽較為相似。至唐代中期，碗多為侈口，由深腹變為淺腹，圜底增多。唐代晚期流行斜直壁碗，器型也有逐漸變小的趨勢。關于唐代文人飲茶方式，文獻中也有零星的記載。唐代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的筆記小說《封氏聞見記》卷六有這樣的記載：“……伯熊著黃批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器內裝的是剛剛煎完的茶，溫度較高；喝茶時要能“手執茶器”而不燙手，茶器應該便于散熱，而且方便“手執”。這一時期大量發現的敞口、淺腹、圜底的小碗，敞口、淺腹利于散熱，小巧、圜底的特點，使人能以手執住而不致燙手，很可能是作茶具用。這種小型侈口碗，應是陸羽所提及的“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以下”的茶甌。

再次，由于品茶、斗茶風氣的興盛，人們不僅對茶色、茶味進行品評，還提高了對茶具的審美要求，進而推動了瓷器裝飾性造型、紋樣的產生，大大增強其文化內涵。“花口”是唐代瓷器的一大特色。中晚唐時，花口造型開始出現并逐漸流行，大致與茶文化興起的時間一致。根據考古的出土材料看，晚唐時的茶具大量采用花口造型。如當時流行的花口茶甌，通常表現為五瓣花形，腹部無棱，圈足稍外撇，器型小巧精致。陸羽認為“膻鼎腥甌，非器也”，即茶具已經不是一般的食用器，而是具有了一定文化內涵的器物符號。“花口”的造型，大大提升瓷器的文化內涵，使其脫離了“食用器”的范疇。1987年發掘的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發現了極其精美的秘色瓷碗。根據其器型、一同出土的金銀茶具及文化意義上分析，這些秘色瓷碗應該為茶具。以茶具為代表的瓷器燒造，其技術已為我國青瓷制造的最高水平。

最后，因詠茶而推及瓷器，因而賦予了瓷器極大的文化內涵。有很多詩句都是借贊美瓷器來表現茶香，如鄭谷“茶新換越甌”、施肩吾的“越碗新盛蜀茗新，薄煙輕處攪來勻”，都是很好的例子。詠瓷詩興盛是在唐代，并且詠瓷詩幾乎都是詠吟茶具。由于茶文化的引入，瓷器第一次具有了深刻的文化內涵。

茶文化的興起在瓷器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此之前，瓷器作為食器，深深打上陶器的烙印，造型較為古拙；茶文化興起以后，對瓷質茶具的審美要求越來越高，器型變得小巧靈動起來，裝飾性花紋和造型也大量運用其上。因茶文化而興起的“詠瓷詩”，標志著瓷器文化意義的升華。因此，將唐代茶與瓷的結合稱之為瓷器發展史上偉大的轉折點，應該是恰如其分的。（本文作者：陳昱文 單位：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