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樂學研究經驗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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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音樂學是一門以研究方法與研究視域為核心建立起來的音樂學理論學科，它的形成與發展與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一百余年的學科構建歷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理論成果與研究經驗。本文對民族音樂學的發展歷程以及中國民族音樂研究取得的成果進行梳理，對民族音樂學理論與方法在使用上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與總結，探索這一學科蘊含的指導價值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民族音樂學；中國經驗；理論與方法

一、民族音樂學學科發展歷程

“音樂與文化并不是新名詞，但把它們結合在一起來研究、探討和認識是近五十年以來的論題，是人類音樂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促使這個思想或觀念轉折的動力并不是來自音樂領域本身，而是人類學。”[1]誠然，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是伴隨17世紀以來西方大規模殖民運動背景下產生的學科，特別是19世紀以來，在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發展的基礎上，由西方探險家、殖民者、學者在亞、非、拉等地區采集的音樂文化資料，為這一學科成長奠定了基礎。民族音樂學在形成初期經歷了古典進化論、比較音樂學等發展階段，尤其在1877年美國科學家愛迪生留聲機的發明和1884年英國數學家、語言學家埃利斯音分制（CentSystem）理論的提出，為這一學科的確立起到了推動作用。在比較音樂學發展階段，歐洲形成了以德國柏林大學為中心的“柏林學派”研究群體，涌現出施圖普夫、霍恩博斯特爾等著名學者，他們通過音響檔案館的建立，將由世界各地采集來的音響資料進行實驗分析，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建立樂器學、文化圈等相關音樂理論體系。這一學科在美國的發展表現出濃厚的人類學傾向，在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提出的“文化相對主義”理論基礎上，強調不同文化在不同環境中體現出的特殊性原則，倡導在自身文化環境的背景下，考量其文化的價值與意義。美國學派相比柏林學派“扶手椅式”的資料分析，更加傾向于利用大量的田野調查，不斷充實自身的學術理論構建。1950年，荷蘭音樂學家孔斯特出版《民族音樂學》，首次使用“民族音樂學”稱謂，并呼吁替代以前的“比較音樂學”稱謂。1964年，美國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出版《音樂人類學》一書，提倡研究文化背景下人的行為與音樂事項之間的互動關系，提出觀念、行為、音樂三維模式，形成了以人類學或文化背景研究為主導的人類學陣營。美國音樂學家胡德師承吉普•孔斯特提出“雙重音樂能力”理論，形成了以音樂學或音樂本體研究為主導的音樂學陣營。1986年，美國音樂學家賴斯在論文《關于重建民族音樂學的模式》中，針對梅里亞姆新三維模式，受人類學家格爾茲《文化的解釋》的啟發，提出歷史構成、社會維護、個人體驗新模式。我們可以看出民族音樂學的發展歷程是以“他者的目光”對自己文化體系之外（主要為非西方藝術音樂之外）的音樂及其人類行為與文化背景進行研究的音樂理論學科，它在形成時與民族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語言學等學科保持了密切的關系，在這些學科中不斷汲取營養，形成了一門注重實踐，注重理論方法運用，注重與時俱進的開放性學科體系。

二、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實踐與經驗

中國民族音樂學學科的建立一直深受西方的影響，同時又與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相結合，形成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中國經驗”。1916年，蕭友梅先生在德國完成博士學位論文《17世紀以前中國管弦樂隊的歷史的研究》，1934年，王光祈先生完成博士論文《論中國古典歌劇》，成為中國人在音樂學研究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兩篇論文。同時，王光祈撰寫了《中國音樂史》《東西樂制之研究》《東方民族之音樂》等重要著作，以宏觀的視角將世界音樂分為中國音樂體系（五聲體系）、希臘音樂體系（七聲體系）和波斯阿拉伯音樂體系（四分之三音體系）三大樂系，成為將西方比較音樂學理論引入中國的第一人。這一時期，除了具有留學經歷的學者將西方學術觀念引進中國之外，劉天華、楊蔭瀏等學者在傳統音樂的研究中做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首先，劉天華先生學術生涯始終貫穿他的“國樂改進”思想，以二胡作為踐行樂器，對其進行一系列改革。除了對二胡形制、發聲進行改革之外，大膽引進小提琴演奏技法，對二胡演奏形成進一步完善。劉天華創作了二胡十大名曲以及多首練習曲等，開創了民族器樂現代化演奏與教育實踐的發端，為以后的民族器樂研究積累了成功的經驗。除此之外，劉天華重視民間音樂的記錄與整理，收集整理《安次縣吵子會樂譜》《梅蘭芳歌曲譜》等。楊蔭瀏先生是繼王光祈、劉天華之后我國民族音樂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完成了十番鼓、定縣子衛村管樂曲、智化寺京音樂、無錫道教音樂、西安鼓樂、瀏陽孔廟丁祭等音樂種類的考察工作，形成了多份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研究報告，是中國民族音樂研究早期研究的經典范式，為我國近現代傳統音樂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除了個人研究之外，1930年代，以延安為中心聚集的音樂家群體成立“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對陜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采集，形成了冼星海《論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安波《秦腔論》、呂驥《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等重要的學術著作。1946年，在重慶青木關“國力音樂院”，一批學生發起成立山歌社，以集體的形式收集整理本國音樂，引進西洋音樂理論知識，達到建立民族音樂的目的。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學者羅傳開先生根據日文譯名，將Ethnomusicology翻譯為“民族音樂學”，盡管當時這一名稱在學界引起了一些爭議，但仍保留至今并成為各大院校、研究機構通行的學科稱謂。我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后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很多國外經典著作在這一時期被翻譯并引入我國，為學者的研究思路帶來了啟發，開啟了我國民族音樂學研究三十余年的實踐探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發端與成長是在西方理論積淀與成果的影響下，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學術結構與研究視域，它不同于西方對自身文化體系之外的“異文化”研究，而是吸收借鑒西方民族音樂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人自身的音樂文化體系，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音樂文化研究自覺。

三、民族音樂學理論與方法的實踐

我們可以說，民族音樂學由于其學科構成的特殊性，它不是一門遵循研究對象和內容而設定的學科，而是一種以研究方法為導向，確立研究觀念的綜合學科，并且這一學科具有交叉性、邊緣性、開放性的特質，在吸納融合相關學科成果的基礎上，不斷充實自身理論建設。那么，我們在研究中如何運用研究方法，如何提升研究的理論高度，成為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建構是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在不同文化環境下面對不同的研究對象而產生的學術經驗，現有的理論與方法就是學者自身研究經驗的歸納與總結，這其中有些經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義，有些經驗是對“地方性知識”的提煉，是學者在田野調查中開創出的特殊視角。一位合格的民族音樂學學者需要具備兩項專業技能，一是對于學科理論與方法學習與掌握，二是能夠獨立完成田野考察工作。這兩方面形成了理論與實踐相互結合的學科構建模式。獨立完成一次田野考察工作是民族音樂學學者的“成人禮”，標志著我們已經開始從理論學習走向實踐應用的階段。我們面對“田野”時所產生的感知過程，都是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感受，因為會留下個人體驗的深深烙印。我們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時，要有“對癥下藥”的研究意識，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堅持以研究對象為中心，將理論放置在現實環境中進行檢驗，形成理論與現實之間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不能以研究方法為中心、追求“普遍真理”，形成教條化、公式化的研究意識，處處把理論方法放在第一位，忽視研究對象內容的豐富性與特殊性。如果機械地將同一研究方法在不同研究對象上使用，必然造成千篇一律的理論堆砌和同一性結論，這樣不但達不到學術研究客觀性、真實性的要求，反而會形成學術誤導，偏離研究對象原有的形態特征與價值內涵。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是一個歷時性的開放發展過程，它會隨著不同歷史時期、研究重點與內容的變化而變化，民族音樂學具有一定的敏銳性，始終關注社會前沿議題。例如，目前民族音樂學對于城市音樂、社會性別與女性樂人、離散群體與飛地音樂的關注等，成為最具活力的音樂理論學科之一。我們要做到從深層方面把握學術發展的脈動，緊跟學術潮流，只有這樣我們的研究才能體現出與時俱進的時代特性和勇于探索的學術生命力。

四、結語

民族音樂學在一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開放性的研究思維與包容性的研究態度，致使學科的內涵與外延一直處于延伸擴展中。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是音樂與文化的關系，以不同時期的學術理念與成果作為經驗先導，針對不同研究對象與議題產生新的研究方法，形成了研究理論與研究對象互動式的發展模式。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民族音樂學能夠因地制宜地發揮其探索人類音樂文化行為的實踐指導價值。

參考文獻

[1]洛秦.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2]王耀華,杜亞雄.中國傳統音樂概論[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3]湯亞汀.音樂人類學:歷史思潮與方法論[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

作者：羅潔 單位：陜西學前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