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盲駕入刑法的經濟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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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經濟學認為刑罰之所以必要，是因為犯罪造成的損害不可能得到完美的補償，同時金錢性賠償還將受到罪犯“破產約束曲線”的限制。法經濟學還認為罪犯是理性的，犯罪是其權衡了成本與收益后的行為，而犯罪的社會成本不僅包括犯罪造成的社會凈損失，還應包括預防犯罪的成本。而刑法的目標則是使犯罪的社會成本最小化，因此不能一味地增大投入來預防犯罪。本文以此為基礎分析輿論熱議的盲駕入刑，發現盲駕同樣是駕駛者權衡了成本和收益后的行為，而在行政處罰和針對性的措施仍有巨大適用空間的前提下，盲駕入刑很可能導致刑法威懾超過社會需要的最優水平，因此盲駕入刑尚不可取。

關鍵詞:法經濟學罪刑理論成本收益“盲駕”

早在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就已規定：駕駛機動車不得有：“撥打接聽手持電話、觀看電視等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此類行為以下簡稱“盲駕”），但限于當時國內汽車保有量和移動電話用戶總數較低，由盲駕導致的交通事故并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隨著十多年來汽車和移動電話的擁有率不斷上升，盲駕的數量開始迅速增加，由此導致的一起起觸目驚心的交通事故更是在不斷地刺激民眾的神經。適逢當下中國犯罪化熱情高漲，刑法已被一些人視為應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萬能良方,于是“盲駕入刑”應運而生。作為殘酷的懲罰手段，刑罰以剝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為內容，其必要性何在？法經濟學從“完美賠償的不可能性”以及“罪犯破產約束曲線”的角度揭示了刑罰的必要性，并構建了理性犯罪人模型和刑法最優威懾模型，這為我們分析盲駕者的決策過程，進而分析盲駕入刑是否可取提供了重要思路。

一、法經濟學對刑罰必要性的解釋

要理解刑罰對犯罪的特殊意義，我們首先考察犯罪與侵權的區別。當損害發生后，受害人福利水平下降，如果單純的金錢性賠償可以恢復受害人的福利水平，那么我們稱這種賠償是完美的。事實上，完美賠償在許多侵權損害領域確實可以實現，比如單純的財產性損害和輕微的人身損害。相比之下，犯罪造成的損害則嚴重得多，一方面身體的殘疾甚至生命的失去是金錢性賠償根本無法彌補的，因此法律對于犯罪的態度是禁止，而非像對待侵權那樣，通過支付“價格”（賠償金）而實質上默許了它的發生。另一方面即使對犯罪的完美賠償在理論上可行，法律也不會允許諸如盜竊等財產性犯罪自由發生，這不僅因為我們有權利享受不被犯罪侵擾的安寧生活，還因為基于市場的自愿交換，確保了物品從對其評價較低的賣方轉移到了評價更高的買方，這個過程會創造“合作剩余”，因此買賣雙方的福利水平都得到了改善。因此法律會為了保護自愿交易而禁止犯罪。此外單純的金錢性賠償還因為受到罪犯破產約束曲線的限制而不可行。一旦罪犯破產而無法支付賠償金，單純的金錢性賠償就無法再威懾犯罪。而諸如監禁等刑罰則可以避開罪犯的破產約束。事實上罪犯恰恰是相當容易破產的，因為他們大多數是低收入者。犯罪通常與糟糕的勞動力市場、落后的教育水平以及由此導致的失業相聯系。勞動力市場環境越差，能給人們提供的合法就業的機會就越少，失業率就越高，為了生存失業者不得不鋌而走險。同時糟糕的勞動力市場還意味著合法職業的收入水平并不理想，這導致人們將時間投入到更加有利可圖的犯罪活動上。這個分析啟示我們：罪犯是理性的，而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無關道德的，之所以犯罪僅僅是因為這有利可圖。

二、盲駕入刑的法經濟學分析

（一）理性盲駕者模型

設：盲駕因滿足了人們的隨時隨地溝通的需求，而帶來收益b;盲駕的成本為c，交通事故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為v，事故發生的可能性為p1；行政處罰的強度為f，懲罰概率為p2，則c=p1v+p2f。值得注意的是，盲駕者的決策過程并不取決于盲駕的實際成本c，而取決于盲駕者自身對盲駕成本的預期Ec，Ec=Ep1v+Ep2f。假設駕駛者是理性的，其盲駕行為是權衡了成本與收益后的結果。只有當成本小于收益時，他才可能發生盲駕行為。當盲駕者對事故發生可能性的預期Ep1=0時，事故的預期損失Ep1v=0，而執法者懲罰概率p2≈0（原因見下文），行政處罰的懲罰成本p2f≈0，Ep2f≈0時，盲駕預期成本Ec≈0。此外，在以下特殊情形中，盲駕的預期收益Eb>>Ec：1.發生緊急情況來不及停車或根本無法停車，及時撥打電話就是在保護重大法益，此時盲駕者可援引緊急避險來抗辯。2.同一路線的超載客運司機為了實時確定交警的位置，駕駛時會不斷通過電話來通風報信，此時盲駕減少了司機被查獲的風險，提高了其收入水平。即使可能因盲駕而遭到行政處罰，處罰成本也低于增加的收入。

（二）低水平懲罰概率的原因

假設“違章必罰”，即p2=1,根據《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盲駕行為“一次記2分”，那么在一般情形下Ep2f>>Eb,理性駕駛者不會發生盲駕行為。但由于存在以下原因使得p2≠1，恰恰相反，p2≈0，p2f≈0，Ep2f≈0。此時Ec≈0，Ec<Eb。首先，道路是公共產品，而理性人沒有維護公共產品的激勵。當道路沒有發生擁堵時，路面上的車倆之間不會相互影響，此時道路不具有競爭性。當道路不需要額外收費時，任何車倆都可以在上面行駛，此時道路不具有排他性。既不具有競爭性也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是公共產品，而理性人沒有維護公共產品的激勵，因為私人主體為維護公共產品付出了成本，其收益卻會被其他人坐享其成，這種搭便車的行為使得公共產品無法由私人主體提供和維護。其次，對車內乘客而言，只有當盲駕正在發生時采取救濟才是有意義的，因為此時乘客的生命財產安全正受到威脅，理性的做法是要求下車或警告司機不要盲駕。否則，一旦盲駕結束，危險已經解除，又沒有造成實際損害，那么乘客將無法通過民事訴訟得到救濟。因此車內乘客不會選擇訴訟。對車外的行人與車輛而言，損害的分散性降低了預期損失Ep1v。即使盲駕造成損害的概率p較高，但由于承擔風險的主體范圍廣泛，單個主體承擔的風險則大大下降。同時，如果發現其他司機正在盲駕，由于機動車的高度流動性，受害者完全可以選擇逃離危險，或者他原本就在遠離危險。相比車內乘客，車外行人與車輛的取證成本更高，而預期損失更小，因此更沒有激勵采取訴訟。潛在的受害人不僅沒有激勵采取訴訟，甚至連成本較低的舉報也不會采用。因為舉報成本再低也高于零，除非開展有獎舉報，否則舉報的直接收益為零，潛在受害人將放棄舉報。最后，相比已經發生，造成了實際損害的交通事故，盲駕僅僅具有發生損害的可能性，預期損失畢竟小于實際損失，在警力水平有限的情況下，將資源優先部署到已經發生的損害恰恰是理性的。另一方面盲駕隱蔽性很強，使用電話的時間可能很短，當盲駕者先于交警發現對方時，他可以迅速終止使用電話。而且車輛川流不息，僅憑肉眼難以發現盲駕。綜上，盲駕首先源于人們的現實需求和對事故發生幾率的“錯誤估計”，其次，道路的公共產品性質使得私人主體沒有激勵去維護道路安全，最后執法者的選擇性執法存在合理原因。

（三）針對性的改進措施

1.開展針對性宣傳。既然盲駕者錯誤判斷了事故發生的幾率，那么通過針對性的宣傳，讓駕駛者了解盲駕的高度危險性，使其預期損失Ep1v>>Eb，從而使其主動放棄盲駕。2.設立有獎舉報。當舉報有利可圖，私人主體將成為執法者的有理助手。舉報電話應該易于查詢，并在舉報核實后及時兌現獎金。3.進行“運動式”查處。運動式執法雖廣受詬病，然而在現有警力水平下，針對盲駕的常態化執法成本高昂，因為警方仍然只能將資源優先投入到已經發生的交通事故和易于監測的危險行為上（比如闖紅燈、超速等等）。運動式查處的威懾雖然是暫時的，但這至少提高了駕駛者對懲罰概率的預期，使得Ep2f>0。4.提高行政處罰力度。如果懲罰概率難以提升，或者提升的成本高昂，為了達到同等的威懾水平，增大處罰的力度就是可行之舉。況且盲駕者只是普通人，他們是風險規避或者風險中性的，這意味著提高懲罰力度可以有效影響其行為。目前，盲駕的記分分值僅僅是2分，相比之下還有3分、6分以及12分可以選擇，提高的空間很大。

三、結論

鑒于行政處罰和綜合性的應對措施仍有巨大的適用空間，而且與刑事訴訟相比，行政處罰高效便捷，交警在發現危險行為后就能及時處理，行政相對人也可以當場受到教育，重大的行政處罰還可以要求舉行聽證來救濟。如果盲駕入刑，由于被告的重大利益可能受到刑罰剝奪，因此刑事訴訟在效率與公正上優先選擇的是公正，不論是從拘留、逮捕、公訴、審判再到最后的監禁，還是從一審、二審到再審，看似繁瑣的程序恰恰是正義的保障。但在整個過程中，全社會都在耗費驚人的資源。況且一旦對被告實施監禁，他在獄中將受到交叉感染，學會其他犯罪技能，成為其他犯罪的后備力量。即使僅適用罰金，被告仍會被貼上犯罪者標簽而遭到社會排斥，其創造價值的能力將受損，社會福利也將受損。所以在行政處罰力度原本尚有巨大提高空間的情況下，就將盲駕直接入刑，成本過于巨大，很可能早已超過社會需要的最優威懾水平。同時，懲罰只是手段，保護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才是我們的目的，刑罰作為一種“惡”，應當慎之又慎，不可輕易動用。

作者:田亞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