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人格修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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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跨入了21世紀新的歷程,為整個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前景。知識分子作為21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生力軍,其人格修養如何?日漸引起社會重視,而中國古代文學對于當代知識分子人格修養能否發揮積極的影響,也引發世人廣泛的思考。21世紀的中國是全方位開放的社會,文化發展趨向世界性和民族性,將成為本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方向。外國文化會迅猛涌進,對中國文化形成沖擊和影響;而中國文化也將走出國門,作用于西方文化,參與世界文化建設。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滲透與影響,形成文化的世界性發展。在這樣一種東西文化相互激蕩的趨勢下,東西方文化中的人格理想、價值信仰、生活理念也相互滲透與影響。
作為文化建設生力軍的知識分子,應以傳統的人文精神為資源,在繼承的基礎上綜合創新,才能建構當代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中國古代文學,是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智慧結晶,它對當代知識分子人格修養建構的意義不彰自明。知識分子是人類文化傳承與創新的一支生力軍,是先進思想的傳播者,是文化科學的開拓者,是全面發展的一代新人的培育者。更重要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維護者。
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的一切不合理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當代,新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價值尺度的多元取向以及社會道德、社會良知存在的問題,給知識分子人格建構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戰。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尋找一個精神家園,給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確立一個精神支撐和價值導向,中國古代文學對知識分子人格修養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中國古代文學中蘊含的“士”對于社會良知的自覺,千百年來一直影響著人們的人格修養,也同樣影響和作用于今天的人們。從孔子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就已經明確“士”的責任是對社會良知的守護、捍衛,并以此作為自己修身養性的一項重要內容。孔子主張“士志于道”,曾子進一步發揮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孟子進一步闡明“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放心”即孟子所謂“放其良心”、“失其本心”,明確強調學問之道,必須堅守知識分子的良心、正直、理性,也即守道。《論語•泰伯》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孟子•離婁下》云:“不失赤子之心”。
嵇康的《幽憤詩》中云:“志在守樸,養素全真”。這種對社會良知的自覺守護,形成了深沉的人生理念:知識分子應把道義、理性作為自己人生價值的終極取向,并且是人格修養建構的首要內容。這種人生理念構成了古代文人主流性的人格理想,并擴展為一種民族精神和民族人格,使中華文明歷經種種磨難而愈益彌堅。在價值取向日趨多元的現代社會,中國古代文學中文人守道的精神為當代知識分子人格理想建構提供了精神支撐和價值導向,推動民族文化向前發展。與守道精神相聯系,士人對道義與理想的堅守而表現出來的風骨、氣節,是中國文人的優良傳統和人格精神的主要內容之一。儒道兩家都重視人格理想的建樹,它們都推崇士人心靈和人格的獨立,認為道的精神是至高無上的。
傳統儒家宣揚“重義輕利”,主張在義、利二者發生矛盾的時候,寧可犧牲物質利益乃至個人生命也要堅守道義。“無求生以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正人君子應該始終站在道義的立場上,不為利欲所左右,不為權勢所折服。生命固然可貴,但為了堅持正義也決不茍且偷生。舍生而取義,這就是儒家所稱頌的大丈夫精神。道家自老莊開始,對個體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就保持高度的珍愛與肯定。追求人的自由,不應被外物所累。提倡貴生、養神,“齊生死,等貴賤”(《莊子•齊物論》)。在生死榮辱面前不受干擾,保持一種超脫的心境,得到精神的逍遙與自由。
后世以老莊哲學為源淵的隱逸文化,對真實無偽、獨立自足的道德人格的堅守,對文化進取,對生命自由(行為和思想)的執著,都永遠具有積極的、文明的價值。古代文人對理想和自由的執著,不屈從于外來的壓力,也不受邪惡誘惑,潔身自好,特立獨行的風骨氣節,在后世現實生活中生生不息地保持與發展著,鑄成中華民族傲然不屈的民族氣魄。中國古代文學中蘊含的人格精神,無論是對社會良知的守道精神,還是為理想、自由不畏威逼利誘的風骨氣節,都深深地滲透在民族的靈魂之中。
積極的人格價值導向,無論窮通達辱都能使士人保持社會關懷。它擴展為一種民族性格和力量,時時刻刻為中華兒女提供精神動力與支持,使中華民族以優越的品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經濟體制的轉型,價值取向的多元,知識分子人格建構的困惑與迷茫,極需要中國古代文學精神的關懷。從中國古代文學中汲取精髓與營養,構建當代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是21世紀文化建設中的重要課題。也只有建構積極的人格理想,才能夠為新時代的文人建設提供價值體系和批判標準,才能夠推進21世紀文化建設世界化與民族化相結合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