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基礎理論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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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基礎理論研究范文

關鍵詞：中醫基礎理論；共同體障礙；優勢與不足；研究路徑及特點

【中圖分類號】R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602（2015）03-0002-02

引言：隨著我國中醫基礎理論的正式建立以及著手研究，迄今為止60余年的甲子輪回、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從最初的中醫經典理論基礎研究、梳理以及構建的中醫基礎理論體系到現在的多學科性的專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同時也取得了較大的成果。但是就目前中醫基礎理論的整體研究來看，其在理論研究的基本原則方面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也嚴重的阻礙了我國中醫科學的發展。因此，應該加強中醫與現代醫學相關學科緊密聯系，促進中醫基礎理論學科新內涵的建設，從而能夠推進具有中醫特點的新興醫學理論學科的發展。

1 清醒認識中醫所遭遇的共同體的障礙

中醫是我國特有的一種醫學體系，在中醫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在文化、方法論以及中醫基礎理論體系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中醫基礎理論在研究過程中存在前所未有的共同體的障礙，下面就共同體障礙的具體表現進行簡單的分析：

1.1 科學共同體的障礙。中醫基礎理論研究中的科學共同體障礙，指的是中醫學方面形成的理論、方法難以與目前的大科學體系相融合發展，直接導致了中醫學的現代化發展緩慢，也使得中醫學基礎理論在實際的研究發展中難以形成理論、技術以及實踐三者相結合的循環發展機制，從而影響了中醫學整體的發展。

1.2 受眾共同體的障礙。由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進步，目前我國的民眾接受的醫學理念和知識，基本都是建立在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為基礎的西方醫學上，對以中國的傳統文化為根基的中醫學術卻不是很了解。由于中醫醫學發展緩慢，而西醫卻在普及和發展，我國作為中醫的發源地，民眾對于中醫的任課也興趣不高，從而影響了中醫學術研究的的社會地位，以及心理地位，進而對中醫的發展以及潛能的開發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

2 正確評價中醫基礎理論的優勢與不足

正確的評價中醫基礎理論的優勢與不足，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即從理論的分類、理論的發生以及理論的推演結果進行評價，下面就此進行簡單的分析闡述：

2.1 從理論的分類評價中醫基礎理論。學科的理論主要是由科學理論、數學與邏輯理

論三部分構成，其中科學理論主要指的是系統化的科學知識，也即是對于事物的客觀看法和評價，數學理論是是從數學的基礎之上對事物進行規律性的認識，邏輯理論指的是對事物進行客觀的邏輯認證。就中醫基礎理論來看，其在科學理論方面還是具有較大的優勢，其本身具有中醫，中藥的基礎性體系，而在數學理論以及邏輯理論方面則是較為欠缺，這是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2.1 從理論的發生評價中醫基礎理論。通過對中醫基礎理論的構成的仔細研究分析，

我我們可以得知中醫學的推理發生是以中國古代哲學、文化的思維模式為基礎，這也可以說明中醫學基礎理論并不是以經驗成分與模式推演所形成的非經驗成分的混雜，而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中運氣學為基礎，這也使得中醫學從發生的角度來說，優勢在于理論性較強，不足之處在于缺少必要實踐，因此，在中醫學基礎理論的研究中，應對其中的模式與經驗的成分進行判別，盡可能的應用現代實證科學方法進行研究。

2.3 從理論推演的結果評價中醫基礎理論。 任何的科學理論，都是具有解釋、預見兩項功能的，這也是科學理論對客觀事物進行本質和規律性總結的基礎。在中醫基礎理論中，傳統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主要是以中國古典的“運氣學”為基礎。中醫學基礎理論的形成不僅僅具有經驗性的概括總結，同時還具有各種模式的推演，這是中醫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優勢，但這也影響了中醫基礎理論對現代臨床醫學的指導。

3 明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路徑及其特點

就目前我國的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路徑來看，主要還是由理論研究、臨床總結、實驗研究這3種路徑構成，下面就這三種路徑及特點進行簡單的分析：

3.1 理論研究。中醫基礎理論研究中理論研究路徑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中國古代相關的中醫文獻為基礎，從演變的規律，體系結構以及病證論治用藥規律等方面進行研究。該路徑的特點在于難以形成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可持續性以及中醫的理論、技術以及實踐的循環機制。 二是以中醫理論現代研究文獻為基礎，進而進行梳理、總結以及詳細挖掘研究。該研究路徑的特點在于局限性，難以對中醫理論進行整合集成。

3.2 臨床研究。臨床研究是中醫基礎理論研究以及形成的重要途徑，臨床研究簡單來說就是根據病情實際進行總結，該路徑的特點在于因為現代醫學的進步，導致臨床研究

的實踐機會越來越少，難以真正在中醫的臨床實踐經驗中總結提煉科學的中醫基礎理論。

3.3 實驗研究。實驗研究是當代醫學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實驗研究簡單來說就是通過實驗，可以對一些醫學理論進行驗證，但是對于中醫醫學來說，中醫理論是以“象”思維作為基礎理論構建的基礎，西方醫學則是以還原論作為指導思想，因此，在實驗之中如何融合這兩種不同思維的思想，這是實驗路徑存在的最大問題，也是中醫理論中的科學問題。

4 結束語

總而言之，中醫基礎理論的研究是我國中醫醫學學術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因此，對于中醫基礎理論的研究而言，政府及中醫相關的機構應該持著開放的態度，歡迎社會以及各個醫學研究機構的參與。在中醫基礎理論的具體研究方面，應該在繼承經典的中醫基礎理論科學的基礎之上，努力創新，用中醫現代化作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思想，同時加強中醫學術與其他學科的聯系，加強多學科的交叉融合，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研究，尋找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和現代科學的結合點，從而加速我國中醫的發展，推動中醫科學的發展與更新。

參考文獻

[1] 邢玉瑞. 中醫自身發展規律的內涵探討[J]. 中華中醫藥學刊，2009（12）. 2473-2474

[2] 林德宏，張相輪. 東方的智慧[M]. 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605.

[3] 王慶其. 黃帝內經理論與實踐[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111.

第2篇：哲學基礎理論研究范文

關鍵詞：中醫藥；現代化；研究思路

最早在1979年林中鵬教授提出的是“中醫現代化”這一概念。在廣州舉行的全國醫學辯證法講習會上，還提出了中醫現代化的經典定義：運用現代科學(包括現代醫學)的先進技術武裝中醫、發展中醫；運用現代科學(包括現代醫學)的知識和方法研究中醫、闡明中醫。自1996年國家正式啟動中藥現代化發展戰略以來，逐漸開始稱“中醫藥現代化”。2003年國家頒布了《中醫藥條例》，更明確提出要推進中醫藥現代化。吳儀副總理在2004年全國中醫藥會議上也指出“要努力繼續切實推進中醫藥現代化”。

但對中醫藥現代化的理解及其實現的途徑，目前意見尚不統一，下面筆者從基礎理論、診斷方法、治療手段等幾個方面談一下自己的認識。

1 基礎理論的現代化

所謂“現代化”就是指與同時代的其他科學技術發展同步，達到同時代的先進水平。《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溫病條辨》等著作就代表了中醫藥在不同時期的先進水平，可以說是歷史各個時期中醫藥的“現代化”。在當時雖然是最先進的，但沿用至今，有的內容已經陳舊，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不相協調。因此，要敢于并善于否定舊的理論，根據新的科學實踐，修正原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對新的現象、新的問題作出新的解釋、產生新的理論。中醫基礎理論的現代化發展，也應該運用現代科學理論、技術和方法來補充、完善、提高。中醫基礎理論由于歷史的因素造成了其形成時必須要與古代的哲學思想融會貫通，用樸素的唯物辨證法，即陰陽五行學說來說明、解釋人體的生理、病理現象，所以就表現為哲學的思辨性，具有社會科學的屬性，而其應用則具有自然科學的屬性，是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融合。認識中醫科學的這一特點對如何實現中醫藥現代化是非常必要的。現代的控制論認為，認識客觀“黑箱”有兩種方法，即打開黑箱和不打開黑箱。中醫“有諸內必形諸外”的觀點，就是通過不打開黑箱的方法，所以用西醫還原論的方法，通過解剖、實驗，從分子水平或基因水平上來觀察、研究人體并不適合于中醫，近些年這方面的研究并未使中醫基礎理論取得突破也證明了此路是行不通的。中醫的很多理論是無法通過現代研究來證實的，如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現代研究無法證實它的存在，然而它在實際應用中卻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有人曾經將中醫基礎理論現代化拿漢字輸入法的發明來比喻，筆者覺得有一定道理，當時漢字輸入法未發明以前，有人建議用漢語拼音代替漢字，這就類似于用西醫還原論的方法來研究中醫，但經過科研人員的不懈努力，漢字輸入法最終研制成功。所以，中醫基礎理論現代化應根據中醫學理論的特點，充分運用現代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耗散結構理論和復雜性科學研究等理論來分析、研究中醫，對陰陽五行、藏象、經絡等學說，在原始理論的基礎上提高、升華，這才是使中醫基礎理論現代化的正確途徑。

2　診斷方法的現代化

《內經》確立了“以表知里，司外揣內”這一把握機體作為整體在自然狀態下表現出來的人體信息的方法。所以中醫學診斷是以望、聞、問、切為主要手段，即依靠醫生和病人的感覺器官認識疾病現象，基本上不采用儀器檢測手段。由于人的主觀感覺的局限性，導致中醫關于疾病現象的描述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有很大的主觀性和經驗性，可靠性差。尤其是脈診，明朝的李時珍就曾感慨脈診是“心中易了，指下難明”。如果在現代科學技術允許的條件下，作出相關定量分析則會大大地提高可操作性和科學性，如中醫的消渴證，表現為“三多一少”的臨床癥狀，其中一大部分就是現代醫學的糖尿病，但糖尿病有一部分病人癥狀不典型甚或沒有臨床癥狀，用中醫的望、闡、問、切就難以明確診斷，但如查一下血糖、尿糖等相關檢查，我們就很容易診斷了。所以，現代醫學應用的各項化驗檢查及影象學檢查，只要有助于診斷，都可以采用。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中醫特色的證候、舌苔、脈象更應制訂客觀化的指標和研制相應的檢測設備，以實現中醫診斷的標準化。

3　治療手段的現代化

中藥是中醫治病的主要手段，幾十年來對中藥的研究如中藥的有效成分、藥理作用、毒理作用、劑型改革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進展。有人認為中藥現代化應包括兩部分，一個是“現代化地研究中藥”，一個是“中藥的現代化研究”。“現代化地研究中藥”又稱“研究中藥、現代化研究中藥、中藥現代化開發”，像青蒿素、聯苯雙酯這樣的現代單一化學成分，就屬于第一種情況。而“中藥的現代化研究”是以中藥為前提，以中醫藥理論為指導，在這個前提下，不拘一格地利用現代技術來研究中藥。張伯禮提出應重視中藥基礎理論的研究，運用傳統理論和現代植物化學研究方法，開展對中藥的四氣、五味、升降浮沉、歸經、反畏、七情和合、配伍及禁忌等中藥理論研究，提示其內在規律和科學基礎，達到中藥基礎理論科學闡述，構建現代中藥理論體系。他提出的“方劑的有效組分”概念是中藥現代化道路上做的初步探索。所以研究中藥一定要以中醫理論為指導，這樣研究出來的成果再現代化還是中藥，中藥現代化要以此為主要任務。

第3篇：哲學基礎理論研究范文

[關鍵詞] 中醫學基礎理論；學術爭鳴；綜述

[中圖分類號] R0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3）19-42-03

近20年來，中醫學基礎理論研究取得了長足發展，據報道，僅國家“973”計劃中醫理論基礎研究專項5年共投入近3億元科研經費，171個參研單位、超過2000名參研人員攜手攻關，在中醫理論基礎研究領域展開深入研究[1]。在這個過程中，中醫學學術爭鳴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盛況。本研究就近20年的學術爭鳴進行了歸納整理，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基本資料

1.1 時間

文獻資料搜集時間從1990年1月1日起，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

1.2 文獻來源

公開發表的期刊、報紙、碩士、博士論文和會議資料。

1.3 文獻檢索工具

知網、廣州中醫藥大學圖書館檢索系統。

2 入選標準

只要涉及中醫學理論的唯心與唯物、科學與偽科學、解構與反解構、繼承與創新、標準化與泛化、中西醫結合與純中醫爭鳴的論點都納入本綜述。

3 方法

運用關鍵詞搜索法及主題搜索法。關鍵詞或主題有但不限于詞語：唯心、唯物、科學、偽科學、解構、反解構，搜集相關文獻進行分類處理，將作者的觀點按照爭鳴的歸類，不限文章出處和內容。同類文獻選取有代表性的文獻摘錄，觀點涉及到多個爭鳴分類的，分別納入相關類別。

4 結果

本研究共檢索了300篇相關文獻，引用文獻18篇次，涉

及中醫學理論的唯心與唯物、科學與偽科學、解構與反解構爭鳴的主要論點。三個方面引文觀點分布均勻，觀點明確。結果如下。

4.1 中醫學理論的唯心與唯物之爭

近20年來，關于中醫學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的爭鳴始終是中醫學學術的核心問題。在這個爭鳴的過程中，主張中醫學是唯物主義的占大多數，主張唯心的占少數。典型的唯物主義的主張集中觀點是：有學者[2]主張“用哲學思維方式，點擊五行學說，脈象、經絡、六、七情、疫毒學說、心主神明等，其中的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觀點審視中醫學。提出了中醫也要充分利用現代設備，注重微觀辨證。”有學者認為[3]：“中醫學理論以實踐為基礎，理論和實踐密不可分；陰陽五行學說是對客觀物質世界規律性的認識；中醫研究具有可復制性、規范性，對疾病的解釋是有量化的傾向；中醫是辨證法和實踐論的最好體現。中醫學是唯物主義的形象已經確定了下來，是進行時而不是將來時，是客觀邁進而不是主觀邁進。”有學者認為[4]：“明末大醫張介賓的太極命門論，在歷史上有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它把宋明理學唯心主義的太極說轉化為醫學中的唯物主義太極說，對中醫基本理論和臨床實踐的發展都起過積極影響。也有當時難以避免的迷誤和不足。值得今人再認識。”在宋明時期，中醫學的確得到了長足發展，涌現了一批中醫學名家。這些名家對那個時代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成就進行了繼承和發揚，但具體到中醫學本身，陰陽五行學說的基本邏輯和說理工具沒有改變，中醫學仍然在認識疾病的工具上沒有大的突破。為此，有學者[5]認為，“中醫學是治病救人的科學。屬應用科學范疇，是具有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特點的自然科學。”這種跨學科和交叉學科的定位，也是一種認識中醫學的思路。還有學者[6]認為，中醫藥理論和實踐的哲學思想，包括“實踐第一”“辨證地看問題”“整體地看問題”“實事求是”等都是辨證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由于其思想和方法正確，就確保了中醫藥理論和實踐的經久不衰及必然昌盛。但是，在唯心和唯物的爭鳴中，有學者認為[7]，中醫學基礎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客觀唯心思辨的基礎上學科，有顯著的時代特征和歷史特征。客觀認識和評價中醫學理論基礎體系，不僅不會傷害到中醫學的生存和發展，而且會促進中醫學理論體系的現代化。有學者認為[8]：中醫學之所以發展緩慢，原因之一就是“崇古遵經、求同排異抑遏著實事求是、勇于批判、大膽創新的探索精神”，同時，“認識不能超越歷史。最初的有樸素唯物辯證法思想的中醫理論體系，在其形成過程中吸收了同時代的成果，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摻進了封建、迷信、宗教和唯心主義思想，理應隨著歷史的進步而更新或棄之。”有學者[9]認為：“哲學式中醫理論如一口雙刃劍，其強大的解釋能力和取類比象的推演能力迅速地豐富了中醫理論，使中醫理論能夠脫離實際自成一體，后來的醫者可以完全不懂生理解剖，也能游刃有余地看病；另一方面，過度推演使中醫學最終演變成為神秘莫測的玄學，反而阻礙了人們掌握它。中醫是哲學，講述普遍原理，因此具有高瞻遠矚的指導能力，但缺乏現代科學的精確，需要用現代科學從新解釋、形成全新的理論體系。”因此，中醫學理論的唯心唯物之爭，重點放在應用和實踐上，在理論基礎不易分辨的情況下，在實踐過程中的唯物特征還是相當明顯的，但是，在理論基礎上，客觀唯心思辨的觀點值得引起關注。

第4篇：哲學基礎理論研究范文

一、直面缺憾：我們失去了什么

歷經撥亂反正、引進趨新和體系創造的步步足履，新時期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無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和文藝復蘇的時代大潮，為理論家的創造和理論的推進提供了適宜的精神生態和廣闊的話語空間，文藝理論的觀念更新與學科拓展贏得歷史的尊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對文藝理論實績的真誠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論研究自身的缺憾，我們對理論走勢的欣喜也難以開釋對理論困窘的深層焦慮。對于21世紀的我國文藝理論建設來說，得到的已成為過去，而失去的卻要影響未來。于是，直面缺憾，檢視我們這些年在文藝基礎理論建設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許對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更具啟迪意義。

缺憾之一：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讓我們失去了聚焦文論本體的自信。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轉型和商品大潮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巨大沖擊，使文學藝術及其理論一道被置身于一個告別和進入、解體與建構的動蕩時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失去轟動效應，經濟的“熱”和文藝的“冷”形成鮮明的反差，以致出現精神審美功利與物質實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藝術價值與衡量作品的經濟杠桿之間的反差和藝術消費中“曲高和寡”與“媚俗獲眾”的錯位，文學日漸偏離“社會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邊緣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藝理論領域，其邊緣化不僅表現在這些年來的文藝研究遠不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那般紅火和搶眼，還在于文學理論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邊緣化處境。譬如，文學理論研究隊伍的邊緣化——理論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學者越來越少；文學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扎扎實實從學理本體和基本問題上做“功夫學問”的人在分化和銳減，而趕時髦、求新潮、扮“黑馬”、標新立異走“捷徑”的投機學人越來越多；還有文學理論研究學科目標的邊緣化——即以所謂應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來替代基礎原理研究。例如，這些年把文藝原理“美學化”“文化學化”“社會學化”，乃至于“哲學化”或“科學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夸贊。這里潛藏著的危機在于：有些研究在將文藝理論打了一陣跨學科“擦邊球”后，理論自身的原理性難題并未得到有效地解決；相反，簡單地把文論問題做“美學化”或“文化學化”處理，喪失的卻是對文藝理論學科本身獨特而系統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論文體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認同化，使我們失去了原創和超越的勇氣。如果說邊緣化錯位使我們的求異思維找錯了坐標，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則常常使我們的理論研究被求同思維所困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許多研究者習慣于將自己的思維支點依托于前人的某種理論范式上，以“本本”“經典”“權威”為依歸，以讀解、引征或推崇、效仿來代替理論創新和學術超越。這有三種表現：一是向馬列文論認同。諸如從經典著作中找到哲學認識論、意識形態論或藝術生產論等論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論根據和學理體系。二是向現當代的西方文論認同。從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英美新批評到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理論，從語義學、符號學到解釋學、接受美學，乃至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后殖民理論、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風車似的玩過，都曾被持論者認同為先鋒理論的界碑和方法論武器。三是向中國本土的文論傳統認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論寶庫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文論遺產不僅成為一些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結點，而且成為一些研究者的學術精神原鄉。

這些理論認同并非毫無意義，比如，向馬列文論的認同使我們有了主流意識，向外國文論認同使我們找到了參照坐標，而向中國古代文論認同則使我們擁有了理論的民族本根。問題在于，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論認同，極易造成對文學基礎理論不是“接著說”而是“照著說”，不是“說自己”而是“說別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圇吞棗或照抄照搬。結果便是理論研究的陳舊、重復、學舌和玄虛，理論建設變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調、中外文論的“元件組裝”或前人觀點的“穿靴戴帽”，從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創意識和理論成果的超越價值。

缺憾之三：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功利化，使我們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論的支撐。“功利學術”的泛濫正侵害著理論研究的健康肌體。走近時下的學術圈，你不難發現，為晉升專業技術職稱而進行理論研究、為完成科研指標而從事科研活動、為編寫教材、完成叢書出版計劃而寫書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說“著書只為稻粱謀”的“編書”了。許多人把精力放在爭課題、報大獎、拜名家、找路子等“學外工夫”上，希圖靠虛名浮利盡快揚名立腕，而對學問本身關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學術在研究對象和治學方式上通常表現為：第一，輕基礎理論研究重應用研究。因為基礎理論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對治學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應用研究諸如介入熱點、評品時尚、點擊流行文化、追蹤偶像明星等，做起來投入少，見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雙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與創造。文壇的心浮氣躁常常滋生出一個個泡沫學術和商業化炒作，傳統的“求道之思”或“授藝之學”已被演繹成“賣點秀”或“包裝術”，罵名人、唱反調、游走傳媒、吸引“娛記”，論題驚世駭俗、開口語驚四座，是其慣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體系搭建輕問題研究。這些年國內出版的不下幾十種文學原理教材以及眾多學術專著，已經構建出許許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論形態和體系，如文藝反映論體系、文藝認識論體系、文藝意識形態論體系、文藝生產論體系、文藝主體論體系、文藝心理學體系、文藝符號論體系、文藝系統論體系等等，無疑它們從總體上推進了文藝理論建設。這些理論體系中，有些是具有創造性的或有具創造性的成分，但確有不少是陳陳相因的。科學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對每一個基礎理論問題深入思辨和科學解答基礎之上的，如果僅有體系空殼而沒有思想新創，疑難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那么所謂的“體系”也不過是空中樓閣，對推進文藝理論的實際進展和建構文藝學當代形態是無濟于事的。缺乏學理創新而忙于搭建體系，是功利化學術的反映，也是文藝基礎理論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論支撐的表現。

二、認準坐標：我們選擇什么

當歷史把文藝理論研究帶入21世紀的時候，時代迫使我們對建設什么樣的文論范式以及怎樣建設這種范式作出自己的選擇，開放的理論背景又為我們提供了各種選擇的可能性。時至今日，至少有4個層面的觀念坐標需要我們去認真面對、認知和選擇。

從縱向上講，我們正面對“傳統與未來”的價值選擇。建設新世紀的文藝理論需要我們把目光投向過去，開鑿自己腳下的理論巖層，批判地繼承古代文藝理論遺產，吸納文論傳統的豐富營養；同時，文藝理論的發展又不可為傳統所累，背負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舊有模式而駐足，而應該面向現實發展，關注時代進步，把目光投向未來，開辟文藝理論建設的新境界。

從橫向上說，我們要面對“自律與他律”的價值選擇。文藝理論建設應該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論血脈和人文精神，重新鍍亮自己的理論個性，以理論的民族性來贏得理論價值的世界性；同時，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又需要廣擷博采人類一切優秀的理論質素來滋補我們的文論肌體，以開放的心態接納外民族文論的“橄欖枝”作為我們理論建構的借鑒，任何封閉意識和“國粹”心態都將和信息時代的歷史潮流格格不入。這種“中化”和“西學”或“中體”與“西用”的關系，構成了一個自律和他律的觀念悖論。

從理論范式上看，我們正面對文藝理論的“經典形態”“傳統形態”與“當代形態”的價值選擇。“經典形態”是指文藝理論創始人及其經典作家的理論思想，它們通常代表著文藝理論的主導思想、基本觀點和權威話語模式，具有學理的典范性和觀念的規范性。“傳統形態”是指“五四”以后、特別是建國以來發展和積累起來的習見理論模式，它們是以文藝理論教材及專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數人認可的文論形態，具有理論范式的約定俗成性以及價值取向的慣性和思維定勢的惰性。“當代形態”則是正在創造和發展中的文藝理論，這種文論正面臨多方面的挑戰。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會給它帶來異域文論、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滲透與擠壓，高科技的迅速興起形成文藝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變異，還有大眾審美文藝、特別是影視藝術、網絡藝術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藝本體變遷和觀念革命的新選擇等，它們使得文藝學的當代形態常常要在“適應”與“定位”的不斷碰撞中，不得不作出無以選擇的選擇。

最后，還有理論特色的價值取向問題。面向21世紀的文藝基礎理論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切合新世紀文藝發展實際的理論。而“中國特色”是一種什么樣的特色呢？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國古代文藝學傳統所鑄就的“中國特色”，這應該是中國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學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在其構建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特色，這是我們所依托的現實理論背景和學理延續的“接口”；還可以指文藝思想在中國傳播、接受、發展、變異以來所顯示出的“中國特色”，即“馬列文論中國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色，這是“中國特色”的指導思想[1]。這3種“中國特色”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尤其是后2個層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齊頭并進、此消彼長的。3個層面在各自發展中所表現出的“中國特色”都應當納入我們所要建構的文藝理論形態中，問題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選擇它們。

以上4個坐標的立體交叉與相互滲透，把當前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觀念困境推到了學科建設的前沿，而對之作出怎樣的選擇將直接影響文藝理論的未來。當然，認準這幾個坐標并不難，從理論上找出自己的選擇維度也容易做到，但要從實踐上讓理論選擇的自我意識變成理論創造的有效成果，也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構建學理：我們應該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礎理論本體，以“元問題”研究來啟動文藝學當代形態構建。

文藝理論的發展取決于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突破，取決于基礎理論問題的局部突破帶動學理的整體建構。因而，當前的文論研究應該倡導回歸本體，而不是解決外圍；回到問題，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體系；回到起點、找準支點以解決基礎理論命題，而不是凌空蹈虛或避坑落井。美國學者拉夫爾·科恩(Ralph Cohen)在《文學理論的未來》中談到：“人們正處在文學理論實踐的急劇變化的過程中，人們需要了解，為什么形式主義、文學史、文學語言、讀者、作者以及文學標準公認的文學觀點開始受到質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們認識到原有理論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續，哪些業已廢棄，就需要檢驗文學轉變的過程本身。”[2](1)這些話對當前中國的文藝理論建設也是適應的，而我們檢驗文學轉變過程所得出的教訓之一便是要關注理論本體中的“元問題”，即“文學是什么”“文學寫什么”“文學怎么寫”“文學寫成什么”“文學有什么用”等，并據此來深入探討文學的本體論、客體論、主體論、文本論、價值論等“元問題”[3]，從這些“元問題”出發延伸出一個個“問題元”。通過這樣回到最基本的范疇，抓住最基本的問題，靠理論本身的邏輯產生理論的張力，才會帶來學理推進的思想動能，并產生新的理論生長點。要達到這一理論目標，就需要確立文論本位意識，排除邊緣心態；確立基礎研究意識，排除功利心態；確立理論原創意識，排除認同心態。從范疇概念到觀念觀點，從思辨方式到思想體系，都采取“問題化”的研究眼光，本體論的研究角度，“推進性”的研究態度，從而一步步構建出具有原創性和方法論支撐的文藝學當代形態。

其次是面向未來，實現“一體兩翼”的綜合創新。

文藝理論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過程，它是在依托歷史、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的不斷拓展中，把對真理的無限追求變成無限的追求，最終使追求本身變成無限的過程。21世紀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就是這樣的一個無限追求的歷史過程，而“一體兩翼”的綜合創新，正是實現這一過程的基本途徑。

“一體兩翼”的“一體”，是指文藝理論研究要以新世紀的社會現實和文藝現狀為“體”，就是讓文論建設立足于中國現實文藝發展的實際，貼近實踐，實事求是，回應現實的需求，矚目變遷中的世界，讓理論品格體現出鮮明的現實感和時代精神。“兩翼”是指文藝理論的民族傳統和外來精良。對于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主要是吸納它的人文精神，并實現古論范式的現代轉換。如古代文論在文藝家與現實關系上的“交感”說（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藝家與文藝關系上的“言志”說（詩言志、詩緣情），在創作與作品關系上的“意境”論（意象、興味、性靈、境界），在作品與現實關系上的“教化”說（詩教、諷喻美刺、有補于世、有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內蘊和價值理性的文論傳統，一旦將其轉換為現代文論的有機成分與合理血脈，不僅會使新的理論建設底蘊充盈，而且還可以使古代文論在21世紀煥發新的活力。外國文藝理論對于我們的意義在于“棄其蹄毛，留其精粹”，洋為中用，一方面要將外來文論的理論質素與中國的文藝現狀和理論傳統結合起來，實現對其營養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與“順應”的辯證關系，實現文藝理論的跨文化對話和中外互補。

所謂“綜合創新”，即運用辯證思維的研究方法，對以往的文藝理論形態進行辯證地分析和綜合，讓它們根據現實的需要融合為一，鑄就一種面向21世紀的新的文藝理論體系框架。它要求我們通過對文藝理論的古典形態與現代形態、經典形態與新創形態的重新審視、辨識、轉化和吸收，找到同歷史走向和時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線索，形成對當代學理本位的思想支撐、對學術立場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選擇。在這里，“綜合”是創新的手段，“創新”是綜合的目標。研究者應該以傳統為鑒，以創新為本，光大中國既有的卓越的文藝思想品格，同時采納外來文論有價值的豐厚資源，發揚中國文論注重整體性、蘊藉性、穎悟性的辯證思維傳統和西方文論重邏輯思辨和求新求異的原創意識，而克服中國傳統文論“圓而神”的和諧有余、“方以智”的鋒角不足的治學缺陷，以及西方文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思想承繼與觀念變異“二元對立”的認知模式，從而創造出既把握宏觀又剖析微觀，既跨學科融通又中外互補，既有學派對話又回應現實問題，既總結過去又指向未來……這樣一種由范疇、觀念、命題和思想體系一以貫之的、具有原創性又具有科學的思想與方法論支撐的文藝基礎理論體系。

另外，在理論視野上，要關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眾審美文化對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的生態滋養。

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信息化革命帶來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國的文藝理論建設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擠壓，另一方面也為跨文化的溝通與對話提供了新的機遇。我們從中所得到的應該是更廣闊的思維視野、更豐贍的學術資源和更具價值的理論參照。例如，20世紀的西方文論在上半期是從歷史走向語言，從內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說：“事實上，從1979年以來，文學研究的興趣已發生大規模的轉移：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為研究文學的‘外部的’聯系，確定它在心理學、歷史或社會學背景中的位置。換言之，文學研究的興趣已由解讀（即集中注意研究語言本身及其性質和能力）轉移到各種形式的闡釋解釋上（即注意語言同上帝、自然、社會、歷史等被看做是語言之外的事物的關系）。”[2](122)當近20年來的西方文論從語言返回歷史、從形式返回內容的時候，我國的文藝理論卻走了一條幾乎是與之完全相反的發展道路，這對于長期陷入“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二元對立困境中的我國當代文論建設來說，不是頗具警示和借鑒意義么？

高科技和大眾審美文化的嬗變更是新世紀學理建構不得不認真面對的重要課題。當新技術革命悄然走進我們生活的時候，它所帶來的不僅有物質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與變異，還有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例如，電子媒介、網絡文學和視聽藝術的崛起，造成了語言藝術日漸被音像藝術所取代，藝術樣式由單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藝傳播方式由“硬載體”向網絡“軟載體”轉變，由此造成了文藝存在方式，文藝功能方式，文藝創作、傳播、欣賞方式，文藝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藝價值取向和社會影響力等諸多方面的變化，以及現代科技手段帶來的文藝研究方法——諸如信息通訊技術、信息存儲檢索技術和人工智能系統用于文藝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時，由科技進步引發的大眾審美文化變遷，正使得“快餐文化”“準藝術”和“視聽消費”一步步擠占高雅藝術、純文學和精英文化的市場份額。這時候，文藝基礎理論建設需要的不僅是搭建一個寬待時尚、兼容先鋒、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競爭的理論環境平臺，更需要在思維方式、概念范疇、理論觀點、思想體系和學理模式等總體構架上，認準自己的發展坐標，由理論新變達成學理創新，構筑出知識經濟時代的文藝基礎理論新體系。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論及文學理論的未來時所說的一段話來描述我們所面對的這種文藝研究現狀：“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它會繼續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樣，作為理性盛宴上一個使人難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蕩的魂靈。不管我們設立怎樣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們棲居在一個怎樣新的電信王國，文學，作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們去‘研究’，就是在這里，現在。”[4]

參考文獻

[1]　董學文.文藝學當代形態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　拉夫爾·科恩.文學理論的未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第5篇：哲學基礎理論研究范文

        首先， 成人教育發展戰略中所遇到各種問題的提出

目前成人教育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目前成人教育的基礎理論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對于成人教育這個基本概念，目前教育理論界尚缺乏統一的認識;其次，對于成教基礎性理論以及教育理念的研究較為落后，對于成教理論的完善與發展具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目前成人教育發展理論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側重于操作性以及技術性方面，對于成教發展較深層次的基礎理論研究目前較少，研究過程中缺乏系統性以及整體性;最后，成人教育目前發展的比例存在這嚴重失調的現象，嚴重限制了成人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目前成人教育的教育基礎理論研究不深入以及系統性不強等是限制成人教育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正確認識成教發展的現狀，不斷加強相關的理論研究，才能夠為成教的快速發展提供理論基礎以及發展的前提。

其次， 成人教育發展戰略的幾個新基本觀點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

成人教育的發展狀況的相關因素較多，其中包含諸多決定性的因素。從目前成人教育發展的現狀以及本質來看，成人教育發展過程中主要決定性因素包含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教育工作者必須對于教育體制有較為深刻、清晰的認識。主要就是對于教育方面的基本理念的認識與理解。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系統性與理論性，在教育研究過程中能夠以此作為主要依據，并作為教育理念的確立、戰略發展制定的依據及基礎。目前可以借鑒的主要有現有先進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理念，繼續教育、終身教育等觀念;其次是教育對象方面的研究。所涉及到的研究主要是對象的需求以及特點等方面的情況。其中尤為重要的就是教育對象的學習認知規律以及學習的系統結構。教育、學習以及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是教育理論研究的重點方面。教育的目標和依據就是學習者的需要以及社會的實際需求。社會對于人才的需求狀況以及學習者本身的需要一直是教育的出發點以及最終歸宿點，因此教育戰略決策的制定以及實施就必須建立在對于學習對象以及學習的系統的整體研究的基礎之上。最后需要進行研究分析的有關于成人高等教育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理論。從哲學、教育學等學科角度進行分析，在教育過程中的人是整個教育的主體，教育的對象、教育的組織者以及教育的決策者都是人。所以對于人尤其是人的本質屬性的認識對于教育理論中教育生存以及發展的成功就具有重要的意義。本質上分析可以得出，人始終是教育最基本的出發點以及最終的歸宿點，人是整個教育過程的全部，因此教育本質功能的認識依賴于對于人的本質屬性研究觀念的認識與理解。

因此對于教育過程的研究一定要能夠堅持研究教育的核心是人的基本觀念，在研究中一定要注重對于人本質屬性深層次的把握，進一步明確教育的本質。教育成功生存以及發展研究的關鍵在于對人的本質研究。只有在解決好對于人的研究的問題，教育的核心理論基礎才會確立。

再次， 成人教育發展戰略中研究所采取的基本路線

在進行成人教育的發展戰略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研究所采取的基本路線政策。實際上由于教育的主體是人，所以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人的本質屬性、教育的本質以及教育與人之間的關系這三個最為基本的問題;其次是對人的本質屬性以及教育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探索，主要分析解決的教育的功能層次以及本質問題;最后需要分析的就是如何進行教育本質功能的實施，在教育實踐過程中，要能夠為成人教育發展戰略方面提供實踐經驗以及理論依據的問題。

第6篇：哲學基礎理論研究范文

1陰陽五行學說確立中醫醫學模式形成的雛形

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醫學現象的相互貫通和緊密結合，使得傳統中醫在闡述人體的生命活動時具有模糊而不具體、系統而不周密、廣泛而不精確的哲學性思辨特點。陰陽五行、氣血津液、臟腑經絡、六七情、辨證論治等基本理論形式典型地體現出東方文明特有的整體思維方式，由此我們可推斷出中醫在臨床實踐中治療原則和方法模糊性的由來。哲學性的建構范式確定了傳統中醫理論體系的內在涵義、基本結構和標準形態。同時，我們可明顯感到傳統中醫所兼備的哲學和經驗科學的雙重特性。從其內涵的自然屬性來講，其科學性是不容忽視和無可厚非的。而哲學含義基本表現在以陰陽五行學說為代表的中醫辯證邏輯體系。中醫理論體系是以“陰陽”這種辯證矛盾為邏輯開端，用陰陽學說的對立統一制約著診療思想揭示生命運動中同一思想的內在差異;從動態平衡的角度，對中醫基礎理論的詮釋和分析，體現了辯證邏輯對立統一思維規律的本質特性，從而有根據的，在大量臨床經驗效驗下，建構了一個中醫辯證邏輯體系。

對此我們可在《黃帝內經》、《難經》、《傷寒論》中屢有發現，其間論述集合臨床診療、養生保健、生活起居等諸方面，可謂異彩紛呈，各有建樹。但其核心思想和指導原則顯然是由辯證邏輯思維引發而出的。可以說，辯證思維是中醫理論的核心理念和指導思想。由辯證思維產生辨證論治，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因為只有它才能充分體現醫家認識和反映疾病變化客觀實際的自然過程。中醫理論受自然科學樸素性特點的影響，在其各部經典中表述的經驗理論，其素材真實可信、可被醫家臨床實踐檢驗，所以歷久不衰，在臨床實踐中經得起推敲和考驗。如從中國古代自然哲學的角度來分析，陰陽五行學說的理論內涵是最有說服力的。陰陽五行學說不僅將這種原始的樸素的世界萬物構成的根本和基礎加以詮釋，并且將其引申到在疾病的形成發展和預后中。

中醫基礎理論通過陰陽的屬性深刻分析了疾病本身的屬性和含義，又通過五行學說使各種疾病的表象與人體內部臟腑經絡的病變本質和傳變規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后人可以較全面地了解我們所面對的疾病所具有的辯證統一性，由此辨證論治便自然而然的產生了。這種自然樸素的辯證思維形式同時具有的普適性、對比性以及相關性，是后來醫家在臨床醫療實踐中繼續和傳揚中醫理論認知及其本位功能的基礎和依據。

由于陰陽學說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五行學說，揭示了自然萬物的基本特性和內在規律，它的普適性可以充分解釋和說明中醫理論的性質和問題。今人研究中醫更注重它的文化內涵，既然是文化就應有它的屬性，這種屬性既包含文化自身的，也應有哲學范疇的。然而，如何將二者區分開來是中醫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在中醫理論的形成、演變以及指導臨床診療中，無不滲透著哲學元素的影子，其影響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應該說，是中國古代哲學的特有范式和特性，構成中醫基礎理論的基本思維框架，而其中尤以辯證思維為代表。辯證思維的(對立統一)的獨特思維方式為辨證論治的產生提供了立論確鑿的依據。故此，體現了一個核心理念“辯證思維產生辨證論治”。然而，無論是中醫理論研究還是臨床診療又讓我們感受到，哲學理論和中醫理論這兩個看似很規范很接近的成型理論，如將其兩者簡單套用并不一定能說明哲學在中醫學中的作用以及中醫理論的思維模式。哲學的辯證法特性還相對地針對較穩定的理論結構，然而就中醫理論自身特點應體現一種動態變化的關系，其對立統一性是充分體現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的。

2陰陽五行學說體現中醫醫學模式的的特性

但是哲學對醫學的解釋和分析還應成立，陰陽五行學說的確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它所具有的對比性表明，陰陽互立、陰陽互補、陰陽中再分陰陽，五行中五臟主五色、五病、五味、五方、五志、五神等，都體現了對于疾病的治療不僅要從正反兩方面加以考慮，而且由于五行學說的出現使我們對于疾病的診療更可以擁有多元化、多因素的考量，體現了對疾病具體全面、多角度、多方位，有層次感的理解和運用。這兩者的區分不是無序的、無為的，其核心理念應體現一個關鍵點，即哲學的對立統一律。中醫理論博大精深，通過辯證思維對立統一，其對千變萬化、錯綜復雜疾病現象的認知和診療思維活動的反映等諸多方面就可以具體全面、條分縷析地呈現出來，便于理論研究者和臨床醫家的判斷分析、掌握和理解。

將中國古代陰陽五行學說的特點引申到醫學領域，尤其是中醫理論中，它的哲學性凸顯出來是不容忽視的。這在于它與人體的生理病理現象有著較多的內在聯系，其可表現于人體內部臟象的外部生理現象以及病因病機等諸多方面，聯系臟腑表里上下、溝通臟腑內外虛實，并可有效地將臟與腑之間的生理聯系作為病理診斷的依據和有力解釋。人類通過陰陽五行之間密切相關的特性，認識人體自身的各種微妙變化的根本性質和決定因素，反映疾病現象發展變化的運動過程及其規律，再經過辨證論治、方證相應的治療顯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就此我們也有必要關注當代哲學元素對于中醫科學性的影響，可以說中醫理論體現了中國古代獨特的對自然人體生命現象的研究方式，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獨特的思維方法。而這種研究方式和思維方法，與當代自然科學新發展的控制論、系統論和信息論的哲學觀點不謀而合。這種情況促成了當代中國哲學元素借助控制論、系統論和信息論等方法向中醫理論認知和臨床實踐診療活動中的滲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醫科學性的潛能也是巨大的。

第7篇：哲學基礎理論研究范文

從國外學術著作的翻譯引進角度來看，從由周谷城等任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統介紹國外文化研究成果的《世界文化叢書》開始，包括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系列、三聯書店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大型系列叢書在內，國內各大出版社所組織的翻譯叢書之中都包含有若干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自90年代起，特別是自2000年以來，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文化和傳播譯叢”、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當代學術棱鏡譯叢·全球文化系列”，以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的“知識分子圖書館”翻譯系列叢書等等，更是為國內這個方面的學術研究引進了比較系統的參考材料，同時極大地縮短了翻譯引進和原作出版在時間上的距離，為國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與世界學術界同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不足之處主要在于，翻譯和引進尚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由于沒有對這些著作的學術發展脈絡進行必要的梳理而顯得有些雜亂，而且嚴格的文化哲學方面的著作偏少。

自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社會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國內學術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也逐漸開始崛起并迅速發展。通過概覽國內學術界引進的外國學術著作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另一方面，就國內學者進行的文化研究，特別是文化哲學研究成果而言，自90年代起，國內各出版社迄今為止已經出版的文化哲學研究專著接近20部。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朱謙之從社會哲學角度論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學》（商務印書館），程通過運用現象學方法進行系統細致的文化哲學研究而出版的《當代文化哲學沉思》（人民出版社），許蘇民試圖從哲學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而出版的《文化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衣俊卿試圖通過對作為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之交匯處的日常生活進行批判而出版的《文化哲學》（云南人民出版社）等。此外，自90年代以來，包括各大學學報在內的國內各主要報刊雜志，不僅刊登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方面的文章日益增多，而且，諸如《求是學刊》的“文化哲學研究”專欄還被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評為“名欄”———據不完全統計，自2000年以來，刊登在全國報刊雜志上的文化和文化哲學研究文章已經超過了5000篇，而且仍然呈現出日益增長之勢。因此，總的說來，國內的文化哲學研究不僅基本上與世界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同步，而且其對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視和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也是當今大多數西方學者所不及的。

就其基本發展態勢而論，當前國內的文化哲學研究主要表現出兩個基本趨勢：第一，繼續深入進行基礎理論研究，力求在文化哲學基礎理論、研究框架和方法論視角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這項工作目前主要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哲學與文化研究室”在進行；第二，繼續把文化哲學研究與日常生活批判結合起來，努力通過使該研究向微觀的政治哲學、經濟哲學、制度哲學等領域的滲透，實現文化哲學研究的進一步具體化，這項工作目前主要是由黑龍江大學“文化哲學研究中心”在做。

二、當前國內文化哲學研究面臨的基本問題

總的說來，國內學術界將近20年的文化哲學研究，迄今為止已經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為文化哲學研究進一步實現實質性的理論突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準備了比較充分的條件。但是，當前欣欣向榮的研究狀態背后，也隱藏著難以回避的深層次理論難題；毋庸諱言，當前文化哲學研究的繁榮局面也包含著不少虛假的成分，以至于難以取得真正能夠指導當今社會實踐的理論研究成果。

概略說來，這些深層次理論難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研究對象的角度來看，難以真正從馬克思實踐哲學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發，對作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對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經得起嚴格的學術推敲、而又富有現實針對性和理論解釋力的定義。綜合觀之，無論國內目前進行文化哲學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種“獨特”的文化定義，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視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處只在于具體的表述方式而已。而這樣一來，不僅素以學術研究的嚴格性和深刻性著稱的“文化哲學”研究，必然會因為無法確切界定其研究對象的獨特本質特征、存在方式和發揮社會作用的具體形式和途徑，而處于非常尷尬的學術研究境地，難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學理論高度的、系統全面的理論體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為它主要是沿襲以往的、早在時期就已經出現的“大而全”的文化定義，試圖把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各個方面都當作文化現象來加以研究，而沒有加以更準確的界定。所以，它在具體進行各項研究的過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沖擊其他學科的研究領域，而不是真正發揮自己的理論優勢和指導作用。第二，從理論創新的角度來看，難以真正從馬克思實踐哲學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發，進行面對現實的、扎扎實實的學術研究和深刻徹底的哲學批判反思。真正實現對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義傳統思維方式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立場，研究模式和方法論視角的突破和徹底變革。找到既符合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基本精神，又適合作為其研究對象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之本質特征的哲學研究框架、基本立場和方法論視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有進行這樣的扎實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過不斷擴大研究對象的范圍，不斷探究研究對象的細枝末節而維持表面繁榮的不斷“發展”局面。從嚴格的學術研究角度來看，這樣的研究雖然得出了不少具體研究結論，但由于沒有找到真正適合于對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進行哲學研究的基本立場和方法論視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學的理論深度和高屋建瓴視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說建立相應的、系統全面的文化哲學理論體系了。

第8篇：哲學基礎理論研究范文

理論是一套用以解釋或說明某類事物或現象的觀念或命題，它是以對某一結構的接受為依據的。任何學科均需要有一個理論結構，借以建立起統一的邏輯推理體系，審計也如此。蔡春指出，我國審計理論研究中最為嚴峻的就是缺乏一個基本理論框架，很多問題都源于此。審計理論作為一個系統不能沒有一個結構，忽視對其的構建不僅影響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也使審計實踐不盡人意；不僅影響高素質審計人才的培養，也障礙審計實務水平整體提升。如何構建審計理論結構，至今仍未形成統一、公認的觀點。為此，筆者擬從審計的邏輯起點，即基本動因――維護產權出發，研究審計理論結構。

二、審計理論結構的演進

（一）審計理論的內涵 對于何為理論解釋較多。《韋氏新國際辭典》認為：理論是指某一探究領域的通用觀點所構成的一套前后一貫的假設性、概念性和實用性的原理的整體，構成了所要探索領域的可供探索的一般框架。著名會計學家莫斯特教授認為：“理論是對描述或規定一系列現象的規則和原則的系統表述，它可視為有助于組織概念、解釋現象和預測行為的框架。”《辭海》中認為理論是“系統化了的理性認識”。那何為審計？何為審計理論？1972年美國會計學會的《審計基本概念公告》中對審計的定義是：“審計是為了查明經濟活動和經濟現象的表現與所定標準之間的一致程序而客觀地收集和評價有關證據，并將其結果傳達給有利害關系使用者的有組織的過程。”日本著名審計學者三澤一教授在《審計基礎理論》中認為：“審計是具有公正不偽立場的第三者就一定的對象的必須查明的事項進行批評性的調查行為，還包含報告調查結果”。英國著名審計學家弗林特教授認為：“審計理論旨在提供一套有關審計活動的首尾一貫的命題以解釋審計的社會目的與目標，進而為將審計實務和程序同審計目的與目標聯系起來提供合理基礎與依據。這套命題還可以解釋審計在各種社會機構以及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中的活動空間。”蔡春認為：“審計理論是一套用以解釋、指導（或預測）審計行為活動（即審計實踐）的系統化和理性化的命題。”綜合以上定義，筆者認為審計理論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一串精準的文字所能概括解釋的，而是一套完整的體系，是一個評價、指引、改善審計實務的首尾相連、前后一貫的理論框架。

（二）審計理論的歷史演進 審計理論框架的空白，以及體系前后不連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后矛盾，必將嚴重影響其科學性、阻礙學科的發展。相對于審計實踐的蓬勃發展，審計理論研究明顯滯后，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以前，審計歷史被“審計無理論觀”占據，嚴重阻礙人們對審計理論的研究。1961年美國的羅伯特?莫茨（Robert K. Martz）和埃及的侯賽因?夏拉夫（Hussein A. Sharaf）教授第一次以哲學為起點，全面、系統、科學的構建以哲學基礎、假設、概念、規則、實際運用等五個要素有機結合，層層相扣的理論體系，徹底打破了審計無理論觀的“童話”，拉開了審計研究的帷幕，為后續審計理論研究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任何一門學科的理論基礎都可歸屬于哲學，審計也不例外。故，將哲學作為審計的邏輯起點似有不妥。那么有無具有該學科特色的理論起點？誰具備擔此重任的“能力”？被后人譽為審計理論發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尚德爾教授的專著《審計理論的評價、調查與判斷》，從信息傳播理論的角度出發，提出以假設為導向，包含定理、結構、原則和標準等要素所構成的審計理論體系，深化和拓展了莫、夏觀點、思想，為審計理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加拿大著名審計學家安德森教授在其《外部審計學》中提出以目標為基點，包含準則、概念、假定、技術方法和過程等要素所構成的理論體系，雖然該體系從基礎理論延伸至審計實務即“審計過程”，進一步補充和完善審計研究領域，但筆者認為，理論應是綱領性、指導性、原則性的，否則不能達到指導實踐的目的，特別是面臨不斷涌現的新興事物。隨著審計研究的不斷推進，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出現了新的動向，英國著名審計學家湯姆?李在其《公司審計學》中提出以本質和目標為起點，包含假設和概念等要素構成的理論框架。而戴維?弗林特教授在其《審計哲學與原理導論》中也提出以本質和目標為起點，包含假設、概念、標準等要素所構成的框架體系。可見，無論莫氏模式，還是尚氏、安氏、李氏以及弗氏模式都將理論體系的構成要素作為邏輯起點，值得探討。

近四十年的審計發展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為審計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牽引和推動了整個理論體系的前進步伐，迄今為止現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是在上述架構內進行，但都未形成較為公認的審計理論結構。筆者認為，理論框架是一個大系統，應用系統的觀點、聯系的觀點，進行辨證分析，即不僅應包括基礎理論體系，還應包括應用理論體系，如此才能形成前后一貫，首尾相連的審計理論框架，才能更好地指導實踐，但現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傾向于一個層面或是一個點。

三、審計理論的邏輯起點

（一）從認識論的角度出發 邏輯起點是構造一門學科理論體系的出發點或建基點，是該學科理論體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簡單的一個理論范疇，它對該學科其他理論要素的建立和發展以及整個理論體系的構造均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一旦確立了一門學科的正確定義，也就確定了它的知識體系，從而只需借助于通常的哲學分析方法就能確立起該學科的理論。”（尚德爾，1978）可見，審計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整個審計理論體系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切入口；是審計理論體系產生、存在的根源和發展的動力，那么，誰可擔任邏輯起點的重任呢？受托責任論者指出，受托責任關系是審計產生的客觀基礎和根本動因。美國學者查特菲爾德認為：“會計和審計都是產權結構變化的產物，是為監督企業契約簽訂和執行而產生的。”自從出現私有制，奴隸主為了坐享其成，往往將自有的財產委托精明能干的人進行管理，同時委派親信審查人是否忠誠。文碩在《世界審計史》中指出：“11世紀左右的寺院審計、城市審計、行會審計和莊園審計等都是通過會計賬目的審查了解受托經濟責任履行情況。”楊時展教授指出：“中外審計理論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審計作為一項獨立的經濟監督活動，因受托經濟責任的產生而產生，并伴隨著受托經濟責任的發展而發展。”能否將起點歸結于受托責任呢？筆者認為應從“為什么委托”、“為什么受托”、“為什么監督”出發，挖掘背后深層次的原因。

（二）從社會需求的角度出發 審計基礎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應該最簡單、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見，應該揭示審計理論框架的內在矛盾，至少應具備根本性、簡單性與歷史起點的一致性等三個特征。郭道揚在《中國會計史稿》中指出：無論是結繩記事、簡單刻記，還是原始公社制末出現的‘書契’的萌芽，……從家族私有部分講，主要是核算私有財產的數量，以求保護和不斷擴大其私有財產。在委托方和被委托方都存在這種需求的情況下，既具有獨立身份，又具有專業技能的審計人員就產生了。問題在于：受托責任乃是審計的對象，并沒有觸及審計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因。審計受托責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委托者和管理者為什么花不菲的資金去委托第三者審計經營管理者的責任？ 這種存在于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的受托責任關系本質是什么？筆者認為這實際上就是為了維護產權，只不過具體內容不同罷了。所有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所有權，而經營者則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經營權。在所有權和經管權成功分離后，如何確保資源的有效利用？如何保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成為所有者面臨的一道難題。在古代權利系統中，國王將其所擁有的財富委托給其控制的官吏進行管理，為確保資產的安全及效益，常委派一些兼職或專職的人員代替國王進行檢查。在民間，所有者委托專業的管理人員對其擁有的資源進行管理。管理人員擁有資源的部分使用權和處置權，直接對所有者負責。這時候的資源所有者就需要有人對管理者資源管理的有效性進行監督，而管理人員也需要超然的監督人員證明管理績效，這樣，具有獨立身份的審計人員就成為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理解：兩權分離是前提和基礎，受托責任是條件和內容，維護產權是根本和動因。基于此，筆者提出審計產生和發展的基本動因是維護產權。

（三）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出發 在原始社會早期，人們還沒有私有觀念，財產占有權和管理權尚未分離，受托責任也不存在，審計的產生更無從談起。原始社會后期，隨著交換和商品的產生與發展，出現了動產，私有制才逐漸產生并發展。由于生產力的發展，部分人擁有私有財產，規模不斷擴大。當財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由于多方面的局限，財產所有者自己無法管理大量資產，只得將財產交與他人管理。為防止管理者的行為背離所有者的意愿，需要委托專人對管理者進行必要的監督檢查。為了檢查受托管理者是否忠實地履行了經濟責任，獨立的第三方檢查便應運而生。這樣便形成了早期的受托責任關系。這種對管理者進行監督檢查的專職，成為審計的鼻祖。產權權能的分解是審計產生的基礎，而滿足產權權能分解的條件需要一個過程，在原始社會末期，少數人利用權利逐步擁有一定數量的私有產品，但由于受到當時社會環境和生產力水平的限制，私有財產的數量不會太多，這部分人可以自行管理財產。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提高，這些人所擁有的私有財產數量越來越大，這時自行管理已經行不通了。基于產權權能的分解和社會分工的發展，促進了受托責任關系的出現。

早在西周時代，由于疆域擴大，中央機構急劇膨脹，財政收支迅速增長，周王沒有精力親自審理一切財政事務，便指派宰夫行使財計稽察之權。可以說周王朝是我國國家審計的雛形。美國學者查特菲爾德在其《會計思想史》中指出：“在周王朝時代官廳會計發展到最高峰……在內部控制、預算和審計程序等方面，周代在古代世界是無與倫比的。”歸根到底，國家審計產生的內在原因還是皇帝為了維護自己對整個國家財產的所有權，而對財產管理者――各級官吏履行經濟責任情況的監督。當皇帝不能親自檢查這種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時，代皇帝行使這些監督的審計人員和機構的出現便成為必然。

在西方國家，審計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早在古羅馬、古埃及時代，已有官廳審計機構對各級官吏進行考查，監督國家的財政收入。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政權的不斷完善，審計的功效與日聚增。從18世紀3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企業生產規模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隨著企業對資金要求的增長，股份制企業應運而生。但由于當時股份制企業剛剛誕生，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助長了經營舞弊行為。股東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適應新的經營管理模式，迫切需要獨立專業人員監督管理者的日常管理行為。加之一些企業推行的不切實際的經營計劃招致失敗，造成大量企業倒閉，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條件促使在國家審計的基礎上產生了社會審計。1845年英國政府修訂《公司法》時規定，企業可聘請職業會計師協助審查公司賬務。1853年在蘇格蘭的愛丁堡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職業會計師的專業團體――“愛丁堡會計師協會”。隨后，民間審計隊伍迅速擴散、壯大。如，1877年美國會計師公眾會成立以及后續的普華永道、德勤、安永、畢馬威等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相續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渠道推動本國企業向海外拓展，跨國公司得到空前發展，許多企業邁進綜合化、集團化管理體系。在這種大型企業中，組織結構龐大、復雜、僅僅靠管理人員的職業道德修養很難保證經營活動的正常有序進行。高層管理人員為了維護自身的職業前景與聲譽，需及時掌握企業內部出現的各種問題，并加以控制和解決，實現整個集團效率的提升和價值的最大化。內部審計在這種情況下順應時代需求而發展壯大。通過在企業內部設置相對獨立的人員，調查分析企業經營管理流程和內部控制狀況，指出管理中存在的問題；通過對公司經營業績完成情況對比分析，以此為依據獎罰各級管理人員，甚至會涉及到每個員工的切身利益，實現公司整體效率的提升；通過對公司經營活動過程以及經營政策的監控，防止各利益相關部門及單位與公司總體發展規劃相背離，確保并提升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地位。

“一切經濟最后都歸結為時間的經濟”，“節約勞動時間規律是各個社會的首要經濟規律”（馬克思）。正是由于維護產權，從而加速了審計的發展，強化了經濟管理，實現了勞動時間的節約，維護了所有者的權益。

四、審計理論結構的構建

（一）審計理論框架 在理清了審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之后，如何構建審計理論結構？該結構應包含哪些基本要素？各要素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又如何體現？我國審計理論界對審計理論諸范疇進行了大量的縱深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現有研究成果大都側重研究各范疇的內涵，甚至孤立地進行，對諸范疇間相互關系研究不足，特別是應用理論體系，從而影響審計理論結構的整體性、完整性、前后一貫性。《蒙氏審計學》指出：確認某種活動為一個職業的五個特征的第一個就是具有“專門的知識體系，通常通過正規教育途徑獲得”。《現代漢語詞典》指出：“體系指若干有關事物或某些意識互相聯系而構成的一個整體。”萬物皆系統，對審計理論的研究也應運用系統論的方法，用聯系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從整體出發，層層分解，即研究系統內部各組成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排列層次，從聯系中發現矛盾，從矛盾中找出結合點。著名審計學家安德森教授指出：“審計理論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合理的、首尾相應的概念結構以決定實現既定審計目標必需的審計程序……審計理論還提供一個評價與改善現行實務與程序的框架結構。”為此，筆者提出圖1所示的審計理論結構：

（二）審計理論結構解析 審計理論結構的層次以及各組成要素的合理分類是構建一個完整體系的核心。筆者從“指導”、“升華”兩條線出發，將審計理論結構分為基礎理論體系和應用理論體系兩部分。這樣分類的依據如下：首先，基礎理論體系解決了審計開展的前提，回答了為何需要審計？揭示了審計的本質、基本原理、概念等，展現了該體系發展的基本規律；是審計理論結構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是整個理論體系的核心，它是由一系列相互關聯而又相對獨立的審計概念群落按其內部邏輯關系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是應用理論體系研究的基礎與依托。其次，應用理論體系是基礎理論體系的外在表現和具體化，既對基礎理論體系進行檢驗、充實和完善，又是指引審計實務的理論基礎。可見，應用理論體系不應排除在審計理論結構框架之外，也不可將應用理論體系歸屬于基礎理論體系之中，對于兩者的研究均不可有失偏頗，更不宜以排序“第一位”或“第二位”將兩者截然分開，否則難以收到好的效果。

審計基本準則按其功效分設獨立審計、國家審計和內部審計，后兩者還設序言。為增強基本準則的理論概括和指導作用，需建立審計基本準則概念（理論）框架。審計基本準則概念（理論）框架屬于應用理論體系范疇，它由主體理論、客體理論、依據理論、證據理論、程序和方法理論以及報告理論等諸要素構成，用以指導和評價審計基本準則及其序言的制定，指引審計工作的開展，是審計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是審計基礎理論和審計基本準則及序言的中介。因此，在應用理論體系中將其分為兩部分：審計基本準則理論、審計基本準則及序。

隨著經濟的發展，新經濟現象不斷出現，審計人員可根據基本準則的精神進行處理，而審計具體準則或審計規范（標準）、審計工作等則屬于審計實務，是審計理論框架指導和評價的具體對象，故筆者認為不應納入審計理論框架。同樣作為審計工作的產品“審計報告”，也不屬于審計理論框架。

五、結論

任何職業都必須以某一特定的理論結構為依托，都需要進行全方位、綜合的考慮，否則會影響整體效果，形不達意。審計理論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果沒有一個全面的、完整的、科學的、合理的結構作為支撐，就會出現一些自相矛盾的行為，影響審計行業的生存和發展。一套科學的、符合邏輯的框架是進行該學科體系研究和建設的基石，也因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客觀事物，并將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進而推動該學科體系的發展。對審計理論的研究無疑會有助于改革和更新審計實務中出現的新問題，解決理論與實務相困惑的難題；有利于加強對審計實踐的指導，提高我國審計理論教學和科研水平，為培養高素質的審計人才打下堅實的基礎。筆者采用二大類三部分的分類法，展示了彼此間密切的聯系：審計基本理論對審計應用理論的建設和發展起著奠基與指導作用；審計基本準則及序則是審計基本準則理論在各自研究領域中的具體應用或延伸，二者都歸屬于應用理論體系。此三部分理論“指標”環環相扣共同構成了一個邏輯合理、結構完整的審計理論“指標”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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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哲學基礎理論研究范文

事物的概念自其產生之初,并非靜止的一成不變的,其內涵與外延處于動態的變化發展之中。若要準確地理解“法哲學”與“法理學”之間的關系,我們必須對二者的詞源發展有所了解。

(一)“法哲學”的詞源發展

“法哲學”一詞英文為philosophy of law,德文為Rechtsphilosophie。“法哲學”一詞出現的歷史遠比法哲學這門學問悠久得多。在漫長的法律思想史中,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新自然法學派、功利主義、社會法學派等各大法學流派無不提出了自己對于法律的深刻思考。17世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法學教學的新方法》(1667)中首先使用這個概念。19世紀以前,在主流的自然法思想的支配下,法哲學的討論范圍僅僅限于自然法的一般原理。從康德開始,對自然法的批判成為潮流,法學家們的研究中心轉移到實在法上,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中更是使用了“法律的形而上學原理”以取代“自然法原理”。胡果在其《作為實證法的哲學的自然法教科書》(1797)一書中首次使用“實證法哲學”一詞,這被認為具備了“法哲學概念雛形”。之后克烏格將德語中的Rechts(法)與Philosophie(哲學)相結合,組成了“Philosophie des Rechts”,締造了德語的“法哲學”(RechtsPhilosophie)一詞。

1831年,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使得“法哲學”的概念得到更新,并被人們普遍接受。“法哲學這一門科學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現實化為對象”。其“法哲學”實際上是以實在法為研究對象。1839年,文科尼西《作為法的自然學說的法哲學》一書使其被部分學者稱為完整使用“法哲學”一詞的第一人。

“法哲學”很快在整個德語區和歐洲大陸為人們所接受,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以“法哲學”為名的專著與教科書層出不窮,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和內容。20世紀20年代, 近代法哲學的理論體系基本確立,斯塔姆勒的《法哲學教程》(1921)成為其中的代表作,法哲學自此便專注于研究共同普遍適用的法的一般理論,成為了一門獨立的法律基礎理論學科。之后歐洲大陸法哲學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和發展,逐漸影響了拉美和亞洲的法哲學理論,并傳播到中國。

(二)“法理學”的詞源發展

法理學”(Jurisprudence)一詞由拉丁文Jurisprudentia演化而來,原意是“法律的知識”或“法律的技術”。19世紀以前,哲學為學科之王,法學還只是哲學與政治學的附屬,其內部亦沒有劃分部門,因而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法理學”。在歐洲大陸普遍接納德國人創立的法哲學概念的同時,處在大西洋彼岸的英美學者卻有了另一個選擇。直到邊沁和奧斯丁之前,“法學”著作側重于探討自然法亦即應然的法,法學家大多都由哲學家“兼任”。經驗論哲學的興起使得英國分析法學派代表人物邊沁、奧斯汀等人對唯理論的法學傳統產生了強烈反感,于是他們沒有選用法哲學這個看似高深艱澀的用語,而是用法理學(Jurisprudence)一詞去表明他們的實證主義主張。邊沁所著《法理學的范圍》(The limits of Jurisprudence Defined,1782)便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作,該書第一次對法律概念作了翔實的實證主義分析。奧斯丁繼承并發揚了這種實證主張,其《法理學范圍之確定》(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1832)一書更被視為英美法理學的開端。

“法理學”一詞深受英國經驗論的影響,早期的經驗主義由于過分強調經驗實踐的觀察與證實,使得自然法的研究受到沖擊。后來這種割裂經驗與理性、觀察與思辨、否定思辨的意義的信念和方法論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因而后實證主義為校正早期實證主義的信念,在堅持經驗方法優先的前提下,恢復了對理論的信念。

之后社會法學派創始人龐德相繼批判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諸法學流派并進行整合,重構了“法理學”的概念和內容。“法理學(Jurisprudence)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來說乃是指法律科學(the science law)。這是其原初的含義和詞源學上的含義,亦是與其最上乘用法相符合的。”在他看來,法理學的研究內容,不僅包括法律領域中的所有應然問題,而且應該包括將實然轉化為應然的方法論等問題。

漢語中的“法理學”來自日本,1881年,法學家穗積陳重認為當時流行日本的“法哲學”名稱之“主觀性”的形而上學氣味太重,提出“法理學”這個譯名,在日本歷史上首次開設法理學課程。他所說的“法理學”實際上是英美法系的“法理學”與大陸法系的“法哲學”的糅合體。中國最早接觸的便是日本的“法理學”,解放前的法學界受到日本法學理論的影響,導致部分人把法理學和法哲學兩個概念混用,而且采用“法理學”的概念。當歐陸及英美的法哲學與法理學理論相繼傳入,我國法學界對“法理學”和“法哲學”兩個概念使用上的混亂現象產生隨之成為必然。

二、法哲學與法理學的關系 法哲學與法理學是在漫長的法學思想史中分別由兩大法系提出來的概念,是在不同的哲學語境下產生的。我們需要以歷史的、動態的眼光去看待二者的關系。

(一)法哲學與法理學的區別

1.性質不同。我國多數學者傾向于將法哲學視為法學與哲學的交叉學科。在“法哲學”一詞產生之地德語世界,法哲學一直都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德國《布洛克豪斯百科全書》認為:“法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統地從事法律和哲學的一般原理(意義和目的,起源和效力)。”在此意義上,筆者看法與德語世界一致,法哲學的性質最終歸宿應在哲學。法哲學是法的形而上學,是對法律世界永恒問題的思考,是自由的理性思辨。就其淵源而言,“法哲學”一詞由康德至黑格爾賦予其特殊意義時的初衷就是對法的理念的思辨,而其他的法學基礎理論問題,就交給所謂的“法律教義學(Rechtsdogmatik)”去研究了。

至于法理學的性質,它是一個法學流派氣味十足的詞語,是經驗論影響下由分析法學派所創,經過后實證主義法學修正,并為社會法學派、綜合法學派所繼承并發展的“法理學”。其自產生之初,就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理論的代名詞,亦即“法學基礎理論”。經過龐德和綜合法學派修正后,它既研究實證法的一般原理,也向法的理念、抽象法的原理擴張。這實際上是經驗論哲學向唯理論的一種妥協,但其基本立場未變。當代的法理學(西方法理學),已經發展為一種綜合性的學科,它的性質最終歸宿仍然當屬法學學科。

2.研究對象不同。雖然法哲學與法理學都宣稱對法律世界的一般現象進行研究,二者所研究的對象有根本的不同。法哲學的研究對象正如黑格爾所言,是以法的理念,即

法的概念及其現實化為對象,它試圖從應然的角度去尋找法律世界的最普遍原理。換句話說,法哲學研究的就是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中的形而上學問題。它是對法律世界的一般現象的哲學思考,是抽象的法的思辨。 而法理學的研究對象,在其發展演進的過程中,相比于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所限定的范圍,已經有了比較大的超越。龐德《法理學》就提出,法理學應該研究什么是“法律”、 法律的目的、法學的方法、法律的價值以及法的理論體系。

3.研究方法不同。法哲學的研究方法主要來自于理性主義的思辨傳統,運用抽象思維以及精密的邏輯體系,是站在形而上的高度上對從形而下的法律現象中所得出的結論進行的再加工。這樣重理性的思維方法顯然不同于法理學研究所持的方法。法理學的研究方法,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其最開始的分析實證主義的簡單的分析方法,經過社會法學派和綜合法學派的繼承發展,已經擴展到分析方法、歷史方法、社會學方法與哲理方法等實證方法與抽象思維并用的狀態。

4.研究目的不同。法哲學探索法的本質、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試圖尋求法的理念和絕對必然性,從而從哲學的高度給法學研究以理論指導。而法理學的研究目的,由于英美法系經驗論的傳統,從其產生之時發展演變到今天,其強烈的實踐目的性不言自明。亦即是說,法理學的研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立法、執法、司法工作提供統一明確的意識形態,為實現社會秩序的協調而努力。這是近現代法理學、尤其是社會法學派的主張一直以來從未改變過的立場。

(二)法哲學與法理學的聯系

首先,“法哲學”與“法理學”是兩大法系學術傳統的折射,它們各自反映了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法學理論的哲學傳統,同時又體現了兩大法系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唯理論和經驗論哲學在西方法學舞臺上相互碰撞,“法哲學”與“法理學”分別成為了兩種哲學傳統的折射,并不斷發生著演變和交融。

其次,分析法學派創造“法理學”一詞之始,實際上是經驗論不滿唯理論理性主義的濫觴,轉而尋求經驗分析的方法進行法學研究,走向了法理論研究的實證主義道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英美法系“法理學”一詞的發展演變,體現了法學家們對早期極端實證主義的校正。而在大陸法系,雖然沒有“法理學”一詞的存在,法學家們卻用了其他的詞匯彌補“法哲學”以外的法學基礎理論的空缺。這已然說明了“法哲學”與“法理學”之間的內在聯系。只是大陸法系的概念層次顯得更加清晰,理論體系上顯得更加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