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范文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具備以下條件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一)確因經濟困難，無能力或無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

(二)有充分理由證明為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需要法律幫助。

經濟困難標準參照法律援助實施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執行。

第2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范文

【法律依據】

《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七條公民申請、刑事辯護的法律援助應當提交下列證件、證明材料：

(一)身份證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證明，申請人還應當提交有權的證明:

(二)經濟困難的證明;

(三)與所申請法律援助事項有關的案件材料。

第3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范文

 一、【教育、感化方針】

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款

區法院規定：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未成年人以教育、感化、挽救為主。

二、【專人辦理】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承辦。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款

區法院規定：1、指定刑事審判庭副庭長李元俊同志（女），長期負責未成年人案件的專項辦理，并主持未成年人法庭的日常工作。

2、建立未成年人“圓桌審判”制度，對未成年人減輕審判壓力，提高教育效果。

三、【指定辯護人】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

區法院規定：對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未成年被告人，全部指定了與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執業律師擔任辯護人。

四、【法定人出庭】

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場。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條

區法院規定：對全部審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均通知其法定人出庭。

五、【不公開審理】

審判的時候被告人不滿十八周歲的案件，不公開審理。但是，經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學校和未成年人保護組織可以派代表到場。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

區法院規定：對全部審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嚴格執行不公開審理規定。

六、【犯罪記錄封存】

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第4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范文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一、律師閱卷的條件

1、接受案件當事人、法定人、監護人、近親屬的委托或接受法律援助機構的指派，且手續齊全的。

2、具有執業律師資格，不存在執業禁止行為或其他按照規定不應擔任辯護人或訴訟人的情形。

3、所閱是本院已正式受理并流轉至公訴部門的公訴案件。

4、前來閱卷的是受委托或受指派的律師本人。

二、提交材料

(1)《授權委托書》或《法律援助公函》

(2)《律師執業證書》

第5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范文

據相關材料調查顯示，我國最早出現的從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組織是武漢大學的“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它是一家民間的法律援助組織。由此可見，法律援助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近幾年才產生的，還是個新生兒。2003年7月16日國務院第15次常務會議通過并于2003年9月1日頒布施行《法律援助條例》后，我國法律援助事業進入了嶄新的階段，進入了法律化的階段。那么怎樣來給法律援助定義呢？

廣義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為經濟困難的或者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提供減收或者完全免費的法律幫助的一種制度。服務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訴訟、非訴訟法律事務和公正。狹義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訴訟中提供代表律師（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務，目的是確保任何具備充分理由提出訴訟或答辯的人，不會因為缺乏經濟能力或出于弱勢群體地為而無法打官司，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法律援助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第八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的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由此可見，社會各界法律援助組織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據的。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據《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依靠法學專業的法律知識資源優勢，經院團委同意，報校團委批準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長歷程

（一）、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內部組織結構

“大學生法律援助組織,是一個以大學生為主體,面向社會,無償為公眾服務的公益性組織,它有著先天的優越性,對于培養法律后備人才和解決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著“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前身為石河子大學學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3年11月，它是一個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為主要成員，并聘請校內外教師，律師為指導老師和顧問，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

該中心以理論聯系實際為工作原則，以義務法律咨詢、宣傳法律法規為其基本的工作內容；以論壇、講座等方式學習法律法規，總結實踐經驗；組織其成員深入社會開展多種形式的法律服務活動，并且積極開展同國內各法律院校同類社團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設團支部，主任，秘書處，事務部一部，事務部二部，事務部三部。秘書處（下設網絡組、刊物組、外聯組）的主要工作是辦公室日常事務，值班、負責接待來訪等。事務一部的主要工作為行政復議，勞動糾紛，婦女，兒童權益來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事務二部的主要工作為一部以外的民事類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事務三部的主要工作為刑事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務范圍，法律援助審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則，以確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順利開展。

事物總在不斷發展中壯大，作為石河子大學學生面向社會開展的法律援助的專業性公益性社團，該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師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

石河子大學學生法律援助中心發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簡了一些部門，其內部組織結構為委員會，團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務部，檔案部，外聯部和宣傳部部門。

（二）、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動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詢為日常工作。同時舉辦自成立以來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傳日活動。例如，舉辦每年的“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法制宣傳活動；舉辦每年的“五一”、“六一”、“十一”校園法制宣傳活動；舉辦每年的“124憲法宣傳日”普法宣傳活動；并成功舉辦了首屆“十一物權法宣傳”活動，承辦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大學生暑期三下鄉”送法下鄉活動，以及協辦每年的“西域法學高峰論壇”。

在活動中，我們組織學生參加，邀請指導老師帶隊，接受相關的新聞媒的采訪報道。我們發放各種法制宣傳單，接待來訪咨詢，現場為他們解決疑難問答，提供解決辦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則有專門人員負責接待，并給予滿意答復。在三下鄉中，我們送出了法律咨詢，普法宣傳，法律援助，不僅發放法律法規傳單，接待咨詢，還進行了問卷調查，深入群眾，知群眾之所難，給群眾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學以致用，服務群眾，并受到了群眾的一致好評。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共接待來訪咨詢上萬次，接待案例上千個，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幫助了經濟困難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2006年9月2日，我校成功舉辦了“第三屆西域法學高峰論壇”。我國著名法學家，刑法學泰斗，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資深法學教授馬克昌來我校作專題講座，并高興地給法律援助中心題詞：“維護弱者權利，保護公平正義”。馬克昌教授治學嚴謹，學貫中西，享譽學界，與中國人民大學高銘暄教授合成為我國刑法學界的“北高南馬”。馬老對法律援助中心給予厚望，他希望我們能夠運用所學知識為弱勢群體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傳工作，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真正做到保護弱者權益，維護公平正義，我們將繼續努力，不辜負馬老厚望。

2007年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舉辦了“第四屆西域法學高峰論壇”。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室主任姜明安，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院長王磊，刑法學研究室主任陳興良一行四人來到我校，分別作了專題講座，并分別高興地給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題詞，對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給予了厚望。

三、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義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著多方面的意義，下面筆者結合以上論述來具體分析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義。

（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對學生的重要意義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是一個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為主要成員，并聘請校內外教師，律師為指導老師和顧問，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該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

根據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務及開展的活動，（這些已在上文中論述過了，這里不在贅述）組織學生開展案例分析討論，論壇及模擬法庭等內部活動，提高了學生的基礎理論水平，使學生的專業技能更加堅實，還為對外援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此可見，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首先為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法學專業學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實踐平臺，有利于自身理論的提高，真正體現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

其次，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給學生提供了解社會法律需求的窗口，促進學生良好法律職業道德素質的形成。法援通過對外開展普法宣傳，法律咨詢與援助活動，幫助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為他們提供無償的法律咨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鍛煉了我們自己的專業技能，真正地做到了邊學習邊實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能夠為貧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創造一種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辦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貧困者的案件,這有助于學生了解社會最普通民眾的法律需求，使學生在承辦具體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這樣的案件中進行律師職業道德教育所達到的效果是學生在課堂上不可能達到的。這有利于培養承辦案件的學生對于全社會特別是當事人的責任心,培養學生對于實現司法公正目標的奮斗、獻身精神。學生在辦案中能夠培養社會正義感和職業道德,從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質量上的保證。”

總之，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僅可以使法援的成員學到法律方面的知識，更能學到社會實踐的本領。我們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服務于社會，不僅把我們所學的理論得到了應用，還鍛煉的我們的溝通交際等綜合能力。

（二）、大學法律援助對社會的重要意義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是一個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學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從該中心的性質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對社會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節假日和法制宣傳日開展的法律宣傳活動，大力宣傳法律法規，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識，增強了他們的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使廣大群眾受益。另一放方面也為國家普法，進行法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四年來，法援通過定期的普法宣傳，法律知識講座和舉辦法律咨詢等多種活動方式，使法援在學校師生和觀大市民及周邊團場連隊里有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近兩年來，該中心立足于團場，扎根團場，在團場司法辦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實踐基地，為團場職工全心全意服務。另外，法援以節假日為契機，廣泛開展市內街頭的法律咨詢活動，接觸到諸如勞動糾紛，債權債務糾紛，離婚財產等各種常見的法律問題，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決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員值班，接受來訪、來電咨詢。一旦遇到無法一次性給予答復的疑難糾紛，我們會向我們強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門法的老師請教，集體協商爭取找到最為經濟有效的方案，以解決當事人的困難。

我們中心每年舉辦的各種法制宣傳活動，有利于進行普法宣傳，分擔了國家的職責，為進行社會主義法制文明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今年，我中心又成功的聯合烏魯木齊一所高校的法學會共同開展“124憲法宣傳日”活動，得到了兵團電視臺的特別采訪，受到了烏魯木齊市民的一致好評。同時，我們中心提供的無償的法律援助，幫助了那些真正經濟上困難，又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為我國司法部門減輕了工作負擔。

總之，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用它的經歷證明了它存在的意義，證明了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義，用它的付出餞行了“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淋社會底層風雨，方知書本知識的有限和自身力量的微薄；睹眾生艱辛的生存掙扎，才會真正明白法制、法律這些字眼與現實生活自然存在的天塹距離。“民為本，法為器”，“學法、用法、普法、援助”，本著心中無比堅定的信念，我們每一個法援學子以青春的激情和有限的學識投入到社會需要幫助的人們的無償法律援助中。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會秉承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古訓，用我們最真誠的心和熱情服務周圍的人，讓更多的人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讓更少的人陷入權益無從救濟的困境，讓社會所有人知道法律是我們每個人最親近的守護神。風雨成長路，我們攜手走過；坎坷未來路，期待你的關心和支持！相信在我們所有法律援助組織的不斷努力之下，相信我們笑傲挫折的年輕，相信我們的明天不是夢，法律援助的隊伍會更大、更強，法律援助的明天會更好！

注釋：

《法律援助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司法廳法律援助中心翻印.2003年7月21日.

練琪，歐陽梅，陳建軍.大學生法律援助中心與法科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中國期刊網，第5期，/kns50/detail.aspx?QueryID=68&CurRec=1

第6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范文

(一)程序目標：制衡公權力，保障程序正當性

國家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抗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尤為激烈，關乎著被追訴人的自由和生命等重要權益。面對國家強大的權力配置，被追訴人的力量顯然薄弱。為均衡懸殊的天平兩端，國家對置于刑事訴訟活動中由于經濟困難以及其他因素難以通過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被追訴人群體的合法權益進行保障設計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就應運而生。該制度是我國司法制度的組成部分，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辯護權，平等接近司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

被追訴人作為法律的門外漢，并不了解法律運行規則及專業名詞。實踐中刑訊逼供、超期羈押等不法現象層出不窮。刑事法律援助的參與能夠幫助他們及時了解涉案情形，保障其應享有的一系列權利。法律援助律師的有效參與，不僅僅使得被指控人身邊多了一個表態的人，同時有助于約束公權力在法律限度內合理正當行使，保障程序正當展開。

(二)實體目標：確保裁決結果的公正、準確

刑事法律援助律師的出現，能夠幫助被指控人在對抗過程中充分表達出自己的主張，使得法官做到準確、客觀地分析案件情況，作出公正裁決，達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二、我國刑事法律援助質量的實踐狀況

刑事法律援助的生命在于其質量能否達標。無論是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還是法治國家的司法實踐，都表明律師辯護權的保障已經從律師辯護權的普遍性要求邁向對律師辯護權的有效性追求。這就意味著刑事法律援助責任的承擔不僅僅要付諸在擴大援助覆蓋范圍的廣度之上，同時應重視保證辯護質量，方能切實維護到弱勢群體的利益，真正落實人權保障和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很顯然，我國該制度是建立在刑事辯護能夠起到實質效果，即立法層面的權利保障需要律師的有效辯護這一前提下而設計的。然而我國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質量并不樂觀，這與我們上述立法所期待的效果顯然有了偏差。實踐中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一)審前準備工作不重視，援助方式單一

由于收費等原因，資深律師更愿意有委托人的案件。加之一些年輕律師缺乏必要的辯護經驗和技巧，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投入的精力相對不足，導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普遍不高。有的律師在庭審前既不閱卷也不會見被告人，庭審中根據臨場情況應付幾句就交差，使得援助多淪為形式。

同時，從客觀層面來講，辦案機關不會積極地為法律援助律師提供必要的協助，使得他們無法及時地獲取案件材料，結果做出格式化的辯護意見和辯護策略，援助方式主要傾向于在案卷基礎上積極提出辯護意見，而對庭審發問、質證、舉證相對消極。這種低質量的準備工作無法應對庭審狀況，只能處于被動地位，此時受援人得到的僅是法律形式上的援助，而不是有效的法律援助，達不到追求的實質效果，影響到了援助質量的提高，進而影響到受援人刑事訴訟中權利的保障。

(二)法律援助工作信賴度不高

在實踐中，一部分人存有自己沒有付費，辯護律師往往不會認真履行職責的想法。他們認為法律援助律師的積極性和責任感明顯不強，辯護效果往往不如人意。獲得律師幫助的途徑包括委托辯護和指定辯護兩種。據相關實證研究發現，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認為律師辯護是一種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選擇委托辯護和自我辯護，而放棄幾乎沒有任何成本的免費辯護。這些情況表明受援人與刑事法律援助者的信任并沒有建立起來。沒有信任度，這一援助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人們對法律援助信任度不高，使得律師在訴訟活動的過程中處于尷尬地位，訴訟活動的順利開展阻礙重重。

三、影響刑事法律援助質量的原因透視

(一)有限的經費投入

《法律援助條例》第3條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由此規定可以看出，政府作為公共服務中的主導力量，要積極保障經費的支出到位。然而，盡管法律援助有一定的補貼，但在法律援助上的支出遠遠不能滿足現實的需求，這種補貼無力保障辦案的成本費用，很多情況下是法律援助律師為此埋單，這似乎有將政府義務轉嫁為援助律師義務之嫌。援助經費的短缺，以及各地援助經費的不平衡，直接削減了服務的積極態度，削減了應有的辯護質量。

(二)刑事辯護司法環境是阻力之一

公、檢、法、律是推進社會法治進步不可或缺的四個車輪，缺少任何一個車輪，都不可能駛入現代法治的軌道。而在現行的司法環境下，相對于有著國家強制力支持的公檢法三機關，辯護律師的力量薄弱、執業風險大，四個車輪之間難以實現平衡。新刑事訴訟法賦予了律師會見權、調查取證權、言論豁免權等保障性權利，執業風險相對得到了改善。但實踐中，仍存在辯護律師權利保障的隨意性現象。面對有親緣關系的公檢法三家，律師自然就成為被忽視甚至被敵對的異己力量，律師在進行辯護工作時不得不謹慎起來。辯護律師的權利保障打了折扣，相應的辯護質量也隨之下降。

(三)欠缺刑事法律援助考核獎懲機制

鮑爾丁和赫茲里特認為，原則上有三種途徑能使人們為他人利益而努力，即愛、命令或自我利益。顯然，第一種途徑是不可能使法律援助發揮作用的。法律援助依靠后兩種途徑即強制的命令和獎懲機制的提出則有了發揮作用的可能性。遺憾的是我國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考核獎懲機制，自覺自律的行業良心是援助質量的唯一證明。

(四)刑事法律援助人員專業化程度不夠

刑事訴訟是一項專業化很強的活動，刑事法律援助往往是為了保障弱小力量被追訴人生命自由等基本權利不被非法剝奪，對援助律師的責任感、經驗、能力、專業素質等綜合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一部分年輕律師從觀念意識上并沒有很好地轉變過來，反而將援助作為自己的一種負擔。同時，我國從事刑辯業務的人員相對較少，實踐中，往往從事民事業務的律師會走上刑辯平臺，結果導致消極應對，辯護效果不容樂觀。

四、關于完善我國刑事辯護質量控制機制的幾點建議

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我國刑事法律援助面臨受援案件數量增多和質量不高的挑戰，通過對當前我國刑事法律援助現狀及影響因素的分析，對我國質量控制機制的完善有以下建議。

(一)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專項經費，提高辦案補貼

政府和各級領導應切切實實意識到法律援助關乎社會的和諧穩定，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加強人權保障的一項大事業。盡管我國在投入上已經加大力度，但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國歷年投入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經費遠遠不及投入在民事案件的費用。基于刑事程序是強弱雙方實力的較量，其程序結果關乎自由和生命等重要的法律權益，對此，我國可注重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投入，同時摒棄重民輕刑的觀念。根據我國當前國情，對案件多發地區和承擔援助任務繁重地區，律所給予政策上的傾斜，加強號召，調和財政分配不均、人力資源不均的狀況。

(二)優化司法環境，建立起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交流互信

在中國刑事訴訟生態圈內，公、檢、法各方參與者合作多于監督制約，司法大環境之下很多時候公檢法并不歡迎律師的加入。刑事法律援助是國家穩定、緩和社會矛盾的方式之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參與力量能夠為被追訴人利益的分配提供最大限度且行之有效的幫助，能凸顯出我國人權保障體系的完善。司法系統人員應認識到，律師的參與和司法人員的最終訴求是一致的，即維護社會穩定，創造和諧大環境。司法人員應尊重刑事辯護律師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對辯護律師的權利給予充分的重視，共同堅守法律底線，維護法律尊嚴，建立起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交流互信機制。

(三)加強律師培訓，提高專業技能和素質

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條件，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作為刑事法律援助最主要的實施者，刑事法律援助人員的素質和水平是制約刑事法律援助質量的主要因素。我們應該理性地認識到，刑事法律援助面臨的不佳的司法環境，不單單是一方原因，作為法律援助人員不能情緒化地將原因苛責于司法人員，應冷靜地剖析自我問題。法律援助人員要加強自身的業務素質，適應法律服務不斷變化的需求，注重質的提升。同時應定期對參與的刑事辯護律師根據刑事辯護的特點及需求進行技能培訓，增強律師執業責任感，增加公眾對刑辯律師的信任感。2012年11月國家律師學院正式成立，該學院將承擔起律師職業道德體系形成、造就高素質律師人才隊伍的培訓，是推動我國律師業務水平發展的重大舉措。同時，對我國刑辯律師人才的篩選也提供了較大便利。

(四)進一步完善質量監督標準，但重在落實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主要包括《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規定》，2013年3月1日起新施行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相關規定》對加強刑事法律援助質量作出了規定。確定的標準比散漫的我行我素更能約束援助人員的行為。我們現已著手建立的質量監督體系，對為死刑、無期徒刑、未成年人等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員資格進行合理評估和審查，在援助人員初期的介入及活動中進行監督，實現并落實用制度管人、用制度規范法律援助各項工作。制度的良好生長重在落實到位。法律援助機構和律師協會應及時落實相關規定，嚴格規范律師資格的審查，設置監督員和當事人反饋制度，篩選出符合辯護資格的律師，規范準入機制，激勵律師積極參與法律援助事業。我國有些地方如廣州、新疆、浙江等地已經開始了質量評估標準的探索，我們可對各地探索作出有益借鑒，建立科學、詳細、系統的監督標準，使其適用具有普遍性。

(五)實行質量考核獎懲制度的同時慎用懲罰

《關于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相關規定》將通過法律援助委員會和律師協會對援助律師的內部監督，加上公檢法機關對援助行為進行的監督，對法律援助質量進行評估。對評估和辯護質量較高的律師給予適當補貼和獎勵，能夠促進律師辦案的積極性和參與的熱情，并嚴格自律，遵守職業道德，保證辯護質量。對辦案漫不經心，質量較差的援助人員給予懲戒，減弱公眾對援助律師的不信任。獎罰分明的激勵機制旨在控制辯護質量，但同時應慎用懲罰措施。結合我國當前現狀，刑事案件持續增長，而我國從事刑事辯護的人數本就略顯不足，懲罰措施有時候讓人產生抵觸心理，而不愿過多地參與其中。在實踐中，我們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認真分析問題出現的原因，科學合理地處理援助人員，而不是盲目地采取懲罰措施。新疆兵團司法局實行的優秀卷找亮點、問題卷找問題的質量評估辦法值得借鑒。

(六)借鑒域外經驗，引進公設辯護人制度

公設辯護人是英美法系概念，指由國家設立的公共機構或者以非營利組織形態出現，并通過公設辯護人辦公室的形式，雇傭全職或兼職公設辯護人，為貧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辯護服務的制度體系。由于我國刑事案件數量逐年增多，刑事訴訟中律師辯護率又呈現持續低迷狀態，建立專業化的刑事辯護隊伍就成為了必然趨勢。借鑒英美等法治發達國家的經驗，對公設辯護人的引進是提高我國刑事法律援助的一種有效方案。當然，并非在全國統一推行該項制度，可在刑事案件發生較多的地區和刑事律師資源缺少的地區，有針對性地實行探索。

公設辯護人與其他法律援助方式相比，公設辯護人具有很多的優勢。其中包括專業性、協調性、對抗性、保障性、監管性和工作熱情高。專業性是確保公設辯護人質量的首要因素，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法律有效援助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公設辯護人具有國家公務員的身份，是國家責任的實施主體，同時又兼顧被告人訴訟權利的保障，在二者身份發生沖突時，公設辯護人能利用其專業知識認真履行職責，維護被告人的立場。

面對我國不斷增長的刑事案件的發生，公設辯護人的設立可以優化我國法律人才配置，提高律師法律援助參與率，使刑事法律援助事業質量更好。

第7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范文

逮捕不允許會見家屬，只有辯護律師可以會見。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來源：文章屋網 ）

第8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范文

各位領導、同仁們：

大家好!

按照會議安排，我簡要作表態發言如下：

下一步，縣司法局將緊密結合司法行政工作職能，認真貫徹落實書記講話精神，繼續在法治建設上主動創新，奮力推進司法行政各項工作再上新臺階，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和堅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開拓創新，切實推進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一是加強宣傳，營造氛圍。利用橫幅、標語、廣播、電視、網絡等多種形式，在全社會進行廣泛的宣傳，提高群眾對普法工作的認識，增強全社會參與普法教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二是樹立典型，培育骨干。根據新時期普法教育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注重發現、培育、推廣各類典型，加強分類指導;同時選配好師資隊伍，做好普法聯絡員的培訓工作。三是按照“六五”普法的要求，健全學法用法制度，進一步加強對重點對象的法制宣傳教育，并針對不同對象分類組織教育：領導干部層面，制定黨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學法計劃，全年舉辦一至二次領導干部法制講座，注重提高依法決策意識;公務員層面，對縣級機關公務員統一組織法律知識考試，進一步增強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意識;青少年層面，抓好學校法制教育，結合“法律進學校”活動開展形式多樣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實踐活動，切實發揮法制副校長作用，提高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質量和實效;農牧民層面，通過農村普法宣傳，廣泛開展適合農牧民特點的法制宣傳教育，努力提高廣大農牧民遵紀守法的自覺性和依法維權意識;寺廟方面，采用民族語言傳播法治，教育僧尼遵紀守法，愛國愛教，用法制宣傳教育促進民族團結和睦。結合實際，因地制宜，多渠道、寬領域地開展法制培訓和開辟法制宣傳陣地，綜合利用各類資源，擴大法制宣傳教育覆蓋面。

二、完善機制，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化解矛盾糾紛作用

充分認識人民調解維護社會穩定、服務經濟建設職能作用，努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內涵和外延，著力推進人民調解工作向縱深發展。

(一)排查調處糾紛。認真落實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制度，廣泛參與社會熱點糾紛矛盾調解，實現矛盾糾紛、社會不安定因素早發現、早分流、早消化，調處率和成功率達98%以上。

(二)完善調解機制。提高人民調解工作在法院訴前調解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推進專業人民調解組織建設，加強司法助理員的調解技能培訓。

(三)加大宣傳力度。大力宣傳和普及《人民調解法》相關規定，嚴格依法依規完善和改進人民調解工作。做好人民調解典型案例和先進個人的宣傳推廣工作，進一步樹立人民調解工作的良好形象。

三、以預防重新犯罪為目標，加強社區矯正和安置幫教工作

按照社區矯正“防脫管、防漏管、防再犯罪”專項活動有關要求，以推進社區矯正、幫教安置工作規范化、制度化、社會化為中心，以管控有重新違法犯罪傾向人員為重點，創新矯正幫教措施，提高矯正監管質量，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社區矯正對象和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

(一)完善社區矯正工作機制。建立社區矯正對象的日常監管工作機制，以制度建設提升監管質量。加強安全監管各項制度落實，有效預防脫漏管，社區服刑人員的當年重新違法犯罪率控制在0.5%以下，脫管漏管率控制在1.5%以內。

(二)完善部門銜接配合機制。加強與檢察院的密切配合，每半年對全縣12個鄉鎮進行一次監督檢查，規范社區矯正工作日常監管制度落實，抓好對重點對象教育監管措施的落實;加強與法院銜接溝通，對新判決社區服刑人員宣告事宜進行協商，暢通法律文書送達渠道;加強與公安機關的協調，統一監管處罰法律依據，理順對社區矯正對象的處罰審批程序，完善基層派出所與司法所協調配合機制。

(三)落實安置幫教措施。對刑釋解教人員進行登記造冊，載明基本情況并建立檔案，做到底數清、情況明。強化接管幫教措施，拓寬安置就業渠道，健全銜接管理幫教制度，做到隨回歸、隨安置、隨幫教。

四、便民惠民，深入推進法律援助工作

(一)加強培訓，提高隊伍整體素質。以規范初審業務、強化網格職能為重點，面向鄉鎮司法所開展一到兩次法律援助窗口業務培訓。確立常規化、周期化、制度化的業務培訓機制，確保同步業務更新。

第9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據范文

新《刑事訴訟法》第50條在原有“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規定后，增加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標志著“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這一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原則在我國法律上得以正式確立。

所謂“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是指不能采取身體上的虐待或心理上的壓力等手段迫使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內的任何人違背意愿去證實自己有罪或提供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司法實踐中，因口供在發現證據和認定案情上具有特殊的價值，偵查人員通常過分依賴口供，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偵查人員就會采取刑訊逼供的方式獲取，而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確立則賦予了犯罪嫌疑人不被強迫承認犯罪的權利，明文禁止了偵查人員采取暴力、體罰、虐待等刑訊逼供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認罪的行為，為防范刑訊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據及制度保障。需要指出的是，該原則禁止的不是“自證其罪”，而是采取強制手段“強迫”自證其罪，因此，它與新刑事訴訟法中“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并不矛盾。

二、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2010年5月，兩高會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頒布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采用“規定”形式首次明確了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而新刑事訴訟法在吸納、完善上述成果的基礎上，以國家法律形式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同時對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書證的采信、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及舉證責任都做出了規定，從根本上切斷了刑訊逼供的動力源，對防范刑訊逼供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完善偵查訊問制度

首先，確立了訊問過程中的同步錄音錄像制度，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作為對整個訊問過程客觀真實的記錄，同步錄音錄像能重現犯罪嫌疑人在訊問時的精神狀態和身體狀況，是證實有無刑訊逼供最直接、最直觀的證據材料。它對及時固定證據，打破偵訊的封閉性、增強偵查程序的透明度，監督偵查人員嚴格依法行使職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防止刑訊逼供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次，隨著看守所監管水平的提高，刑訊逼供的主要場所往往發生在看守所之外。為避免偵查人員在看守所之外刑訊逼供，新刑訴法規定“拘留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至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從訊問場所的角度防范了刑訊逼供的發生。

第三，針對實踐中發生的采取疲勞戰術等方式刑訊逼供的行為，新刑訴法在原有“不得連續傳喚、拘傳”的規定后增加了“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應當保證犯罪嫌疑人的飲食和必要的休息時間”，對訊問時間亦進行了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嚴密防范刑訊逼供的機制。